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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有土斯有财

  以上所陈之事,虽皆针对新疆而言,实为阎敬铭整理财政的原则,对于巩固中央政权,贯彻政令的关系极大。咸同以后督抚权重的主要原因是,平洪杨、平捻军,不但要靠督抚打仗,而且要靠地方自行筹饷,有土斯有财,所以抱的是地盘主义。左、李不和,是为了地盘,左宗棠对郭嵩焘恩将仇报,亦是为了地盘。

  不过,饷虽自筹,仍是公款,在用兵之时,需款孔亟,不管哪里的钱,拿来用了再说,朝廷极少查问。及至军务告终,总要报一笔账,曾国藩当时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同治元、二年,李鸿章克苏州,左宗棠克杭州,曾国荃进围金陵,大功告成,迟早间事。兵部、户部的书办,曾集资两万两银子,雇书手、购纸笔,预备包办平定洪杨军事的报销,预备搞它几百万银子的好处。

  这个报销要一办起来,不但挥霍冒饷有名的将领不得了,即令比较清廉的带兵大员,如丁宝桢等,也会头痛。用兵十余年,牵涉七八省的一笔烂账,不是三两年可以查得清楚的,到时候羽书络绎,往来奏驳,无非斤斤计较。就算查清楚了,将领有冒滥情事,是要他赔,还是治罪?说起来都是功臣,办一个便足以影响全盘士气,到得军心涣散,悔之晚矣。这种于朝廷并无好处,徒然为胥吏制造敲诈勒索的事,绝不能做,所以保守派的领袖倭仁上一奏折,主张免办报销。恭王表示同意,两宫亦无话说。当时曾国藩曾向人说:都中气象甚恶,唯免办报销一事,看来气数未尽,差可安慰(大意如此)。

  这几句话中隐含着一个非常严重,幸而未发的祸机。如果真要办报销,而湘、淮军将领无法交账,极可能发生全面的兵变,倾覆了刚由汉人扶住的满洲皇朝。

  不过,这件德政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即督抚自行筹款,不但事前易于邀准,事后稽核,亦每流于宽大。因为如此,督抚不管用兵,或者举办其他事业,只要有办法,尽管去筹,事后的报销,不必过虑。存此想法者,尤以左宗棠为然。

  左宗棠西征,纳胡雪岩之策,借用洋债,得成大功,但付出的代价亦不小。借洋债不比向百姓征敛,有借有还,连日子都错不得,还款来源是各省协饷及洋关(海关)收入,也是国家的支出。在左宗棠用兵时,不能不让他借,因为要打仗就得“足兵”,要打胜仗更得“足食”,为了这个理由,朝廷无法驳他。阎敬铭看出问题的症结,兵多兵少,对防务的影响并不大。以新疆地区的辽阔,说要多养几万兵,可以举得出几十个理由。所以首从“定额饷”着手,每年给你四百万,不准借债,亦不得额外请定款。首先要设下此一限制,才能着手整顿。

  以下两事,才是整顿的具体办法。“定兵额”的主旨在精简机构,裁汰冗滥,取消包括于“行程”中的作战加给。所谓“力分于将多,财匮于兵众”,真是洞悉时弊、鞭辟入里的名言。而平时支领作战加给的行粮,战时又何以激励士气?所谓“若有事之时,加饷则款越难筹,不加则何以示劝”,亦确是出于经验的老谋深算。

  “一事权”为剔除中饱最有效的手段。关于这一层,刘锦棠以统筹全局,务使勇有确数、饷有的款为言。阎敬铭后来另有一疏,所论更为透彻:

  臣部前奏,请留兵勇四万,计应裁去一万余人。论者必以散勇无业为虑。岂知正供有限,断不能举天下无业之辈,成仰给于度支。况勇营半系空名,多非实数;总在该大臣确查勇数,核实归并,自无弃人,即勇无浮冒,遣散亦不为无法。夫汰弱留强,合全疆满蒙汉兵勇以四万人为额,不准将弁空名冒领,则有确数矣;旧饷悉停,新定额饷以三百数十万两为断,俾各省关专顾新饷,则有的款矣。

  疏中对将领营官“吃空”的情形,不好意思多说。当时贪冒的手法分两种,除吃空以外,另有打折扣的办法。一年十二个月,能发到“九关”已是很体恤的长官了。所谓“九关”者,发饷谓之“关饷”,九个月,亦即打了个七五折。

  话再说回来,阎敬铭当时之所以能入枢,除了借重他的度支长才以外,更有一因是他那种裁抑骄兵悍将的态度与手法,令人激赏。翁同龢很佩服阎敬铭,也从他那里学了些东西。可惜本性不是掌度支的人,才具又不足,以后限制李鸿章扩张北洋势力,即用阎敬铭对付刘锦棠“空饷额”的办法,奏准不准再添一枪一炮,后来为同情北洋者,资以为甲午战败的口实。又,翁同龢深恨张之洞挥霍,一味用阎敬铭的“驳”字诀。张之洞的花样最多,奏请举办一事业,往往开头准了,到中途,看他花得太多,于是不论请部款,或是借外债,一律不准。为德不卒,就会变成“半吊子”,张之洞自道翁同龢倾陷其置于死地,由此过激之语,可以想见他有所兴作,而经费不继,吊在半空中不上不下的痛苦。

  我们现在谈节约、谈整饬风气,阎敬铭的轶事,很可以提出来谈谈。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二:

  今年新例:户部出赀,京兆送信,约定九卿翰詹同集安徽会馆团拜,彼此不再投刺,以省繁文,主之者阎公也。

  又十二年九月十六:

  祝阎相七十赐寿,客皆不见,余亦未送礼,从其俭素之志也。

  阎敬铭的“俭素”是有名的,因此,他最欣赏的“二李”,亦以俭闻名。二李者,李嘉乐,河南光州人,同治二年癸亥进士,官至江西藩司;李用清,字澄斋,号菊圃,山西平定州人,同治四年乙丑进士,官至陕西藩司,同时于光绪十四年三月为巡抚所劾而去职。

  阎敬铭其时方在假中,上疏谓陕赣两抚劾二李皆妄,奉旨申斥。二李被劾的真正原因,可以想象得之。其时颐和园将成,翌年大婚,宫中有所需索,二李管藩库,力持不可。巡抚自然只有劾之去职,才能动用库帑报销。

  二李之俭,号称“天下俭”“一国俭”。清人笔记载:

  “天下俭”者为李公用清,相传其自原籍起复入京时,徒步三千余里,未雇一车骑。都下闻者成大惊怪。

  官云南巡抚时,日坐堂上理事,夫人即坐其旁小室中,将产时不雇接生媪,既产遂毙,公之仆怜之,为市棺稍美,公以为费,令易薄者。已而子亦死,仆更为市小棺。公叱曰安用是?乃启夫人棺纳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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