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18)_高阳

一八

　　第一首是回忆学道之始。“九品莲”即九品莲台。第一句言拜佛，陈希夷著《指玄篇》一卷，见《宋史·艺文志》。第二句忽又言习于道家。末句“回首沧桑五百年”，则在当时回顾，拜佛学道应在明朝，此言渊源于阳明。王阳明先生于明朝成化八年，至此约四百年，“五百”乃举成数而言。

　　第二首第一句，“紫阳”指朱熹；“翠虚”典出杜诗《寄刘伯华四十韵》：“翠虚枪魍魉，丹极上鹍鹏。”此诗末言修习长生：“姹女萦新裹，丹砂冷旧秤，但求椿寿永，莫虑杞天崩。”按：“姹女”即水银，《参同契》谓“海上姹女，灵而最神”云云。《参同契》这部书，亦为泰州学派必修的典籍之一。所谓“紫阳属和翠虚吟”，意谓朱子亦非纯儒，其语录中参有道家语。

　　第二句“传响空山霹雳琴”就是在弄玄虚了。柳宗元《霹雳琴赞引》：“霹雳琴，零陵湘水西震余桐为之也。始枯桐生石上，一夕暴震，为火所焚，其余倒卧道上，超道人取以为琴。”所谓“传响”即指“暴震”，大概是自道有“掌心雷”等法术，可以为人祸福。

　　三、四两句又是释家语了。“天花黏满护身云”即言《维摩经》中天女散花的故事。意谓儒、道亦能为释所容。

　　第三首，用了两个佛经上的典，“功德水”为甘露；“曼陀罗”是梵语的音译，即白莲花，《法华经》所谓“佛说法，天雨曼陀罗华”即此。这首诗词浅而意深，意谓道家的清虚无为，与佛家的戒贪嗔爱痴，原是相通的。

　　第四首第一句似指周星垣之崛起，所创泰州学派，有如“鸡鸣一声天下白”。三、四两句极可玩味，释家戒情缘，故戒定桑三宿，恐未免有情。此独云：“自从三宿定桑后，不见人间有是非。”盖只要有情，即可不论是非。就广处、高处言，是以爱感化世人，合于“泛爱众”之义；就狭处、卑处言，则不免偏私。

　　第五首，“野马尘埃”之典，出于《庄子·逍遥游》首、二两句，泛言天道运行，生生不息；末句“壶公”非费长房，乃是列子之师壶丘子林，《庄子》亦载郑国神巫季咸及壶子之事。“杜德机”即出《庄子》，注曰：“杜，闭也；德机，生意也。”生意既闭，何得不死？但死如涅槃，则摆脱一切苦恼，自是一乐。佛经原有“涅槃乐”之说，糅合杂家玄语，谓“涅槃”与“白日飞升”，如同一事。

　　第六首言泰州学派的渊源。涅槃则菩提叶落，法华指佛教宗派，即天台宗。首句“菩提叶老法华新”，言王艮虽逝，而有新宗派继起，指周星垣。第二句明言有南北两派。末二句不甚可解，“天童”与“小夫人”皆为佛经上的典故，前者乃太白星的化身，“小夫人”则见于《佛国记》，谓恒水上流有一国王，其小夫人生一肉胎，大夫人妒之云云。此小夫人或即指张积中。

　　蒋逸雪认为《老残游记》中的申子平，即刘鹗自拟，刘的老师李晴峰，曾至京师传道。章士钊《孤桐杂记》曾记其事：

　　近有人创救世新教会，以儒释道耶回五教合一为旨，募赀刊报，颇涉张皇。成立之日，愚宴于吴自堂宅，见同人多往磕头。……光绪年间，有泰州人李晴峰，云是教主，年八十余，曾有人迎至京师说教。后李化去，传者黄信，近亦死矣，而教仍有力江湖间，门户甚谨，非严介不得入。

　　所谓“传者黄姓”即指黄葆年。蒋逸雪《考证》云：

　　平山临殁，遗嘱有“二巳传道”之语，“二巳”指葆年与鹗也。鹗生于清文宗咸丰七年，其年为丁巳；葆年生于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其年为乙巳也。然鹗学务广博，不以一端名，故语星垣之学者，多不之及云。

　　王湘绮日记中，亦有关于黄崖案的记载：

　　稽伯润言：阎丹初为山东巡抚，清节冠一时，而误杀张七，骈戮避乱官名数百家，实为过举。张七为张历城令之兄，历城迁临清，死于寇，以亏空受诬，七欲讼之，群官醵金为赂，致富数十万。

　　当在临清时，有学某，知天象，先辞去，约三月十五必来，其日临清破，故七神之，受学焉，颇有妖言。

　　此记在同治十一年十一月，稽伯润不知何许人？所谈纯属谰言。所谓“张历城令”即张积功，嘉庆二十三年举人，乃张积中之兄；咸丰四年殉难，入《清史稿·忠义传》。

　　至于剿洗黄崖，主其事者实为淮军大将之一的潘鼎新。《清史稿》及《中兴将帅列传》潘传均不提此事。按：此役使阎敬铭得以“赏还二品顶戴”，自然是潘鼎新的功劳，按诸传记体裁，无不载之理，从而可知，必是讳言。但《清史列传·阎敬铭传》记载甚明：

　　（同治五年）九月，肥城黄崖教匪张积中谋乱，抗不受抚；敬铭令按察使潘鼎新兼顾河防，抽防运各军亲赴肥城围剿。十日克之。

　　此所谓“亲赴”，乃指潘鼎新受命，在兼顾运河防捻的原则下，抽防军队，亲赴肥城围剿。事后，阎敬铭内疚于心，坚决求去，潘鼎新则好官自为。读书与不读书，毕竟不同，于此可知。

　　阎敬铭于同治六年二月开缺，八年召用为工部右侍郎，仍以疾辞。光绪三年，山西大旱，阎敬铭奉旨稽查山西赈务，其时巡抚为曾国荃。凭他的关系，致书各省劝赈，连公款计用银一千三百万两、米二百余万石，活人无算，山西为立生祠。这是曾国荃一生之中，除克复江宁外，唯一的政绩，但如无阎敬铭为之综核出入，革除积弊，不能有此效果。

　　阎敬铭到山西办赈，实心任事，时人无有不知，但文廷式所撰笔记，说他曾乘机买田地无数。衡诸阎敬铭人品，似不致此，但文廷式在笔记中发誓，所记有不尽，无不实，否则如何如何（手头无此书，记大意如此），则又似可信。真相如何，唯有存疑。

　　光绪八年正月，召阎为户部尚书，先辞后到任，不久即劾罢广东藩司姚觐元，湖北荆宜施道董翰，候补道杨鸿典，因“前任户部司官，声名贪劣”。咎及既往，是极少见的事，但既往尚且可咎，眼前何得不谨？阎敬铭在户部的权威，就此建立。

　　户部有个不为外人所知，而极重要的部门，叫作“北档房”：国家岁入岁出，到底几何，只有北档房知道。从有户部以来，从无汉司官入北档房者，亦从无汉堂官能过问者。但至阎敬铭到任，北档房不能不为他开放。他生平有三大愿，第一愿是部库积银千万，此愿于光绪十五年达成。翁同龢是年十二月十六日记：

　　银库今日封闭，共银一千二十七万九千四十两零，各项统在内，惜阎相不及待也。

　　惜他“不及待”，即已不能亲见大愿之遂。阎敬铭先长户部，后以大学士管户部，先后历时八年，终于积银千万。其理财之法，不外开源节流，而节流尤重于开源。当时财政上一大漏洞，即为各省带兵大员，侵冒军饷，所以阎敬铭对此全力以赴。光绪十年二月，针对新疆的情况，疏陈之事，凡研究近代史，特别是经济史者，不可不知：

　　一曰定额饷。略言甘肃、新疆抅乱，攻剿之师，另拨月饷；额饷久已停解。今西路渐就肃清，应照左宗棠奏案，每年调拨的款三百数十万金，合之本处岁入留抵之款，已在四百万两上下。嗣后不准再向商借，亦不得率请部储。

　　一曰定兵额。略言全疆兵勇，数逾五万，较成平额兵四万之数，已多一万有奇，力分于将多，财匮于兵众。臣等窃以为新疆既改设州县，时势变迁，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库尔喀喇、乌苏等处，宜归并伊犁，即以伊犁将军专辖旗兵，如内地驻防之例。应令刘锦棠等通盘筹划，就额饷数目，酌留兵勇，应并者速并，应裁者速裁，合南北路满蒙汉兵勇，总不复逾旧额四万之数。

　　见在防营无事，口分尚给行粮；若有事之时，加饷则款越难筹，不加则何以示劝？臣等拟仿成法量为变通，暂以二万人为勇，改行粮为坐粮。出征外域，始照行粮支给。再于客勇之愿留关外者，选精壮万数千人，规复制兵，照士勇章程支给。其驻防及台站，卡伦各项官兵口分，有较士勇少者，无庸议增，以节饷项。

　　一曰事权。略言调拨额饷，今议汇总发给，必须得人，总会其成；俾各营章程划一，解到之款，专归一处，分拨各军。各路差员，尽可裁撤，以裕兵食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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