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10)_高阳

一〇

　　闰五月二十七夜，另有一函：

　　佩纶定出屯马尾之计。所拨两营，乃友山留备省防者。其将黄超群，前解凤翔之围，与友山患难交，为展云所厄来此。佩纶在陕西文牍中见其姓氏，又观其履历，曾在胡文忠守黔时充练勇，而随南溪先生转战行间。访闻省城各营惟此军尚队伍整齐，是以特调用之。

　　二十七午，合肥忽来电，称林椿云“二十八日期满定攻马尾，惟先让法为救急计；鸿不敢许”等语。鄙见法特恫喝，然特告督抚必大扰，遂以是夜潜出；侵晓，敌舟望见旌旗，遂亦无事。行营距敌舟一里许。日来市易如常，迥非省城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军事之暇，雨余山翠，枕底涛声，犹胜城市之日接褦襶也。

　　法入内港，但我船多于彼，彼必气沮而去。然仅粤应两艘，余皆袖手畏法如虎，不如无船转可省费。二十八夜，战定可胜。今局势又改趋重长门，不知知名宿将正复如何？（春岩与论相得，琐细他日面谈）兵机止争呼吸，若事事遥制，战必败，和必损，况闽防本弛耶？译署以办团为指授方略（漳泉人较勇，然亦无纪，本地水勇知府送来二十人，皆里正捉来水手，未入水即战栗）。抑何可笑？

　　筱棠传醇邸语，属勿蹈险。正恐安坐省垣，又劾公昧于知人耳。

　　上函可注意者两点：第一，李鸿章二十七日午间的电报，林椿为法国驻天津领事，曾告李鸿章：“最后通牒期满，即攻马尾；若以船厂作抵，可免动兵。”以“船厂作抵”，自非李鸿章所敢许，但他确信通牒期满的闰五月二十八，法国会攻马尾，且必被占，所以同日又有一电致张佩纶：“勿阻法船进口，调华船离马屏，免为敌所制。”此明明相告，任令法军占马尾，但须保全船舰。至于马尾失守，张佩纶会得何处分，此时固未暇计及，但可想而知的是，只要能保全船舰，李鸿章一定会开脱张佩纶，甚至叙其保舰之功。

　　果如所计，即法军占领马尾，李鸿章就容易谈和了。在一般人看“失地”较“丧师”更为严重，李鸿章则宁愿“失地”，不愿“丧师”，因为他有把握所失之地，可借谈和而索还，朝廷为了收复失地势必非许其全权谈和不可。对于高高在上、一心向往乾隆十大武功的深宫与藩邸，以及动辄讲“张国威”的清议，李鸿章认为最有效的应付办法是：让洋人先给点颜色看看，才会气馁就范，知道“和为贵”的道理。老实说，如果李鸿章早肯出头，北方不致糜烂，他必在受命之后，左推右拖，访香港、到上海，缓缓其行，就是要将慈禧逼急了，逼她说出“只要洋人退兵，什么都好办”这么一句话，方好办事。

　　第二，所谓“定出屯马尾之计”，证明张佩纶最初并不听李鸿章的话，而且反其道而行之。让我先找出张佩纶的“出屯马尾之计”是什么。

　　这要看闰五月二十三，张佩纶写给李鸿藻的另一函：

　　法人注意福州，形见事露。此间防务废弛，张凯臣得胜为营官所制，纪律不严。佩纶以劲敌在前，姑事含容，以免哗溃，先劾营官，喻意捐督部之因循，统领之选懦可知。闽事欲整顿，须易帅，但亦非寻常人所能胜此任。以天险之闽，使人可排闼直入，真可惜也。

　　敌船麇集马尾，佩纶现调黄超群两营出护船厂，有死无退，以报圣恩。彼欲取地为质，地可作汶阳归鲁人，不必作文姬返汉身。

　　孤拔（法海军司令）昨使人说佩纶，欲一见。告以战则下书，和则别觅人，慕隙未弭亦不答拜，一切以倔强行之而已。

　　原来张佩纶调黄超群出护马尾船厂，是预备孤拔的部队登陆后，聚而歼之，即所谓“有死无退”，以报圣恩。有趣的是“彼亦取地为质，地可作汶阳归鲁人，不必作文姬返汉身”这三句话。

　　第一句即指李鸿章电文中“若以船厂作抵，可免动兵”，以及“惟先让法为救急计”。马尾既失，李鸿章谈和，自然是以赔偿军费收回，此即等于“文姬返汉”。蔡文姬是曹操拿钱赎回来的，张佩纶认为不必如此。

　　他不但认为不必赔军费，打算还要法国赔偿损失，方能成和议而收回马尾。“汶阳归鲁人”指孔子。《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自鲁定公十四年去鲁，周游列国，栖栖惶惶十四年，至“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汶阳即曲阜。孔子去鲁，犹言马尾被夺，则归还马尾，即如季康子迎孔子归鲁，“以币迎”自是指法国战败，赔偿损失。

　　证以前函，可知此为张佩纶的密计，林椿的警告，早有所知，因而定出密计，及至闰五月二十七日午间，得李鸿章“二十八日期满定攻马尾”，乃于“是夜潜赴”马尾，并不告督抚，因恐其惊惶“大扰”，易于泄密。又云“二十八夜定可战胜”，亦指此密计。这条密计是反用《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空城计。致李鸿藻函中“军事之暇，雨余山翠，枕底涛声”云云，亦殊有武侯羽扇纶巾之致。我在想，张佩纶的这条密计能够成功，不特武侯甘拜下风，曲逆侯平生六奇计，亦恐不如。李小姐那句“杀贼书生纸上兵”，洵为定评。

　　事败以后，张佩纶上奏自劾，最末一段说：

　　臣甫到闽，孤拔踵至，明不足以料敌，材不足以治军，妄意以少胜多，露厂小船，图当大敌，卒至寇增援断，久顿兵疲，军情瞬息万变，臣既制于洋例，不能先发以践言；复加于陆居，不能登舟以共命；实属咎无可辞，惟有仰恳将臣革职交刑部治罪，以明微臣惶悚之忱，以谢士卒死绥之惨。

　　自道“妄意以少胜多，露厂小船，图当大敌”，即指他的“出屯马尾”的密计。下云“既制于洋例，不能先发以践言”，此则密计不售，为李鸿章一再电嘱，如先发炮，国际公法须负开战之全责，故一意忍让。平心而论，张佩纶本非督师而去，事急不能不负指挥军事之责，恰如俗语所谓“拿鸭子上架”，适为闽督何璟造成卸职的余地。而照张佩纶的性格，即或密计不成，自闰五月二十八至七月初三这一月有余的期间中，或当有先发制人之计，毁法舰数艘。战局或者因此更难收拾，可是张佩纶个人，身败而不致名裂。因此他的一生功名，多少误于李鸿章，亦是实情。

　　甲申、甲午两役，京中谐联甚夥，张佩纶自谓“鄙人怨家甚多”，此时讥刺极刻，如“三钱鸦片，死有余辜；半个豚蹄，别来无恙”。上联谓张佩纶语人，危急时三钱鸦片殉难；下联谓张出奔时，犹携豚蹄为行粮。意中殉难之语，或当有之；豚蹄之说，恐不免有意刻画。

　　及至赐环而为李家之婿，则更是绝好的调侃资料。《异辞录》记：

　　丰润赦归，娶李文忠之女公子。时人又有三联，一云：“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以丰润赐环，先就莲花书院馆席，既而入赘也。二云：“后先判若两人，南海何骄，北洋何谄。督抚平分半子，朱家无婿，张氏无儿。”言丰润先娶仁和朱修伯京卿女，次娶边宝泉中丞女，后娶文忠女。三云：“中堂爱婿张丰润，外国忠臣李合肥。”

　　当时浮议更迁怒于文忠。然观文忠尺牍，盖于丰润再断弦后，与有婚约，而不虞其战败，受谴之至于斯也。丰润败后，自称“贱子”，乃用杜甫“贱子因阵败”句也。梁星海有句云：“篑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抑何可笑？

　　至于张之洞，《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所论，大致不谬：

　　光绪初年之四谏及清流，议论风生，封事劘切，久为西朝所不满。四谏中，宝竹坡最知几，故亟以纳妓自劾，实求免也。陈弢庵以内阁学士，拜会办南洋军务之命，亦宫中强委以兵事，欲入以罪，会陈丁艰归，其后卒以荐徐延旭、唐炯案降五级。

　　张绳庵则最不幸，以书生典兵，甲申马江之败，声名俱裂矣。识者谓微中法一役，绳庵亦不能独免，推西后积憾清流之心，说盖可信。其得独免者，南皮一人而已。故稍后梁任公作《清议报》《新民丛报》，诟南皮迎合宦术甚工，其言亦非无所见。

　　吾读广雅诗，亦觉其时有口是心非处。南皮诗最佳者绝句，纯学王荆公。其《吊袁爽秋》诗：“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双井半山今一手，伤哉斜日广陵琴。”其尊荆公甚至。然其集乃再三标言非难临川，既有《学术》一诗，自注云：“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论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又《金陵杂诗》“老备瞿聃”一首，又有《非荆公》诗一首，皆显然不肯认此老法乳者。细求其故，殆由于南皮先曾保康梁，为之延誉甚力，及戊戌变起，乃亟亟印《劝学篇》以自明。任公时著《大政治家王安石》一书，南皮则亟诋之，吟咏之不足，又穷自注释，以明其宗尚正大。此中矫揉，皆为逢迎西后，正为自全之一念驱使之。今观其诗，晚年诸绝句，实宗北宋，尤学半山，岂可讳乎？惟《非荆公》一诗，或别有所指，而《杂诗》中“惠卿虽败惇京寿”句，亦必非正面诃斥，度亦阴指朝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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