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9)_高阳

九

　　最倒霉的自然是张佩纶。或谓：如你所说，李鸿章既有培植张佩纶为继承人之意，且又知孙毓汶对清流有借刀杀人之心，则又何能坐视张佩纶身蹈险地而不预为之计？我的回答是：张佩纶既到福建，方知身蹈险地。或者更明确地说，在观音桥之战，亦即是年闰五月初一之前，马尾根本就不是险地，而张佩纶奉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根本就不是去指挥作战的。

　　原来李鸿章其时对和局已有把握。张佩纶之所以被派到福建，真正的目的是接收沈葆桢所创办的“船政”，加以切实整顿，进而控制南洋的全部兵舰，与北洋构成整个系统，完全置于李鸿章的控制之下。这一南北洋军事指挥权的统一，由张佩纶帮助李鸿章完成，然后由李鸿章转移给张佩纶，张即成为李的衣钵传人。这一套设计，与当初曾国藩助李鸿章建立淮军，俾以淮代湘，乃得急流勇退，身名俱泰的做法，完全相同。

　　我这个说法绝对是有根据的。研究近代史者，对中法之战中的观音桥一役之影响，每多忽略，殊不知此役为整个局势变化的关键。兹引郭廷以所编《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数条，因果自见：

　　光绪十年四月十二日（农历，下同），李鸿章与（法水师总兵）福禄诺会谈，议定中法简明条约五款：一、法国保全助护中国南界毗连北圻，不受侵犯。二、中国将驻北圻防营，即行调回边界，并于法、越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概置不问。三、法国不向中国索偿战费，中国允许法国在毗连北圻边界通商，日后另定商约规则。四、法允与越议改条约之内不插入伤碍中国体面字样，并将以前与越南所立各约，尽行销废。五、中法另派全权大臣于三个月内悉照以上所定各节会议详细条款（明日李函告总署）。

　　四月十四日，命通政使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作者按：张佩纶此时早已署左副都御史，为“卿贰”的身份。）

　　法政府授福禄诺以签约全权。

　　四月十五日，总署进呈李鸿章与福禄诺所议简约，得旨允行。

　　如上可知，李福简约已为两国政府所同意，和议实际上已成立。是故张佩纶的“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绝不是让他去指挥作战，而是和议成立后，如何整顿“福建海疆事宜”，其事甚明。至于反对谈和的舆论，在李鸿章看皆是浮议，好在有三个月的时间，只要慷慨陈词的热潮一过，最后终能订立正式条约。当然，醇王主战，左宗棠复入军机，并管理神机营，对李鸿章媾和的努力构成障碍，但只要法国方面坚持简约，不生变化，他是有办法应付醇王与左宗棠的。因此，好整以暇地做了一次“巡边”。据郭廷以《日志》：

　　五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偕张之洞、吴大澂、张佩纶出洋巡阅旅顺、登州、威海卫一带。

　　此行历时凡五日，随行人员中尚有原为左宗棠办粮台而中道决裂的袁保龄。至闰五月初四，“二张”自烟台南下至沪，一赴广东、一赴福建，分别上任。不意广西边疆的战事起了变化，是即观音桥一役。据《日志》：

　　闰五月初一，法将杜森尼率军强行前进，限三日交出谅山。驻守观音桥之提督王德榜、万重暄等却之，法军死伤近百人，华军死伤共三百余人。

　　闰五月初二，王德榜、方友升、万重暄再败法军于观音桥，法军死十一人，伤三十五人。

　　闰五月初四，以法使将到天津，命锡珍、廖寿恒、陈宝琛、吴大瀓会同李鸿章预为筹商开议（时尚不知观音桥事件）。

　　法外部照会曾纪泽，法军依约往收谅山，被华军攻击，中国应负衅责。

　　法以孤拔总统东方舰队，利士比副之。

　　闰五月初七，总署覆谢满禄，天津简约于界务商务均未议定，亦未议有华军应撤日期，法军巡边应待详约定后。今法兵率往攻打，衅咎由法负。

　　以法军攻扑观音桥，我军接仗获胜，传旨嘉奖，并命岑毓英、潘鼎新合力进兵，规复北宁。

　　命鲍超统兵自川赴滇，为岑毓英后继之师。

　　闰五月初八，法水师副提督利士比代表日格密晤李鸿章，对观音桥事件要求惩官赔款。李不允。

　　闰五月初九，命李鸿章力筹天津山海关一带防务。

　　闰五月十日，严谕李鸿章力筹北洋防务，如狃于和议，敷衍疏懈，定当惩办。

　　闰五月十一日，李凤苞晤法总理兼外长茹斐礼，茹允暂不派兵船北扰。会办福建海防张佩纶到福州。

　　闰五月十二日，法总理茹斐理（礼）照会李凤苞，谓中国显背简约，须另议赔补，俟中国告明是否仍照约撤兵，巴德诺方能北上。

　　奕劻与醇亲王商法事，力主保全和局（醇王怫然而起）。

　　闰五月十三日，法水师提督孤拔自香港到上海（寻赴福建）。

　　如上可知，情势的演变，出于意外。对李鸿章来说，种种不利的因素，偏偏都会凑在一起。王德榜是左宗棠麾下的大将，观音桥打了一个胜仗，增强了左宗棠发言的地位。左、李之有歧见，由来已非一日，清议大致右左而左李，关于陆防、海防之争，李鸿章好不容易争得上风，左宗棠不服气已久，如今抓住这个题目，岂有不大做文章之理。

　　其次恭去醇来，为的是朝廷及清议嫌恭王太软弱。醇王所标榜的就是“大张天威”，此时当然主张“乘胜追击”，此所以有闰五月十二与奕劻的冲突。虽然后来仍由醇王主持和局，但在彼时，眼中只有一个神机营的醇王，对于军务确是懵懂无知。相传醇王曾拟亲领师干赴西南，与法军作战。人人皆知神机营一无用处，苦于不能说实话。先恭慎公乃婉转进言，道是：“西南多瘴疠，北人南征，水土不服；倘因此失机，岂不大损殿下神威？”醇王心悟而止。恭、醇两王对先恭慎公皆颇敬礼，即以其能力持大体，勿为媕婀取容之态之故。

　　李鸿章处境最难，必须两面作战，即一方面要应付醇王、左宗棠及清议，一方面又须承受来自法国的压力。为了保全和局，暗中不能不对法国让步，而为了应付主战派，调子也不能定得太低。此时李鸿章所寄望为助者，主要的是两个人：一是新入总署的奕劻，能为和议说话；一是马江的张佩纶，期望能对法国让步，甚至必要时吃个败仗，只要和局不致决裂，张佩纶所牺牲者，可以徐图弥补。

　　兹引张佩纶致李鸿藻两函，以明真相：

　　抵闽三日，略得大凡。炮台苦卑，船局苦敝，枪炮苦杂，子药苦少，而十羊九牧，朝令暮更，尤其积弊。就福建论，既有将军会办矣，就台湾论，又有省三督办矣，鄙人来此，岂非赘疣？

　　初意将船政、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复奏，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所见颇决。及抵上海，闻和局已败，法衅复开，闽海不知何时撤防，复志遂初，正无把握，深悔都门投劾之不决也。

　　法初以埃及之事诱我言和，以折英焰；今复挑衅责言，意在多获利益。但合肥必大为言路攻诋，格靖从而和之，必受奇窘。然朝局纷纷，至枢译二十人发言盈廷，政出多门，殆不可战，战则必败也。以此深忧过计，恐酿成大患，又不仅一人之出处进退矣。闽军殆不能战，厦门尤不能守；然闽止一隅耳，胜负得失，犹第二义也。

　　此函作于闰五月十三，观“及抵上海，闻和局已败，法衅复开”，可知李鸿章原以为和局必成，以故逍遥海上。曹孟德横槊赋诗，意气风发，岂意有赤壁之败？千古真可同慨。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