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2)_高阳

二

　　又《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八《黎培敬传》：

　　光绪改元，擢巡抚。从曾璧光后，益严吏治。以上疏请释前总督贺长龄处分，并予谥建祠，镌秩罢归。

　　此即为黎培敬所以内召的原因。按：疆臣调动，或因案必须革职，例于开缺时奏请简放继任人选。光绪十月朔为丁丑，故知癸卯为二十七；黎培敬是日内召，乃是正式见明发上谕，商酌其事，不必一定在这一天；枢臣奉“著沈桂芬去”之懿旨，当为二十五，或二十六。既遭反对，一时又无适当人选，因由林肇元护理。

　　定制：巡抚出缺，除由藩司擢升外，倘由京官外简，则以侍郎及内阁学士为优先，因皆二品。沈桂芬其时不独为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且早于光绪元年入阁当了协办，所以翁同龢日记中，称之为“沈相国”。以相国外放边省巡抚，此为贬谪。沈桂芬无辜而得此待遇，且为执政之人，则此举所显示者，当为沈桂芬所主张的政策将遭废弃的明证，足以引起政局的不安。宝鋆即不为私交，亦当力争。

　　那么，沈桂芬个人作何表示呢？他不为一己争，亦当为朝廷体制争，何竟默无一言？事实上是，沈桂芬根本未入直。翁同龢日记光绪四年十月载：

　　二十日：问沈相国疾。

　　二十六日：问沈相国疾。谈良久，其右颏下发肿如鸡卵，颇作寒热也。

　　观此可知，沈桂芬因病请假，而枢臣中景廉与李鸿藻交深。王文韶虽为沈桂芬所援引，但入枢未几，“学习”字样尚未取消，入对时除“打帘子”外，不能发一言，所以荣禄才有机会媒蘖其事。

　　所谓“谈良久”，以意度之，或即谈“著沈桂芬去”的懿旨。果有其事，则沈桂芬之必谋报复，势所必然。《梦蕉亭杂记》续载：

　　南中某侍郎（后官至尚书）素昵文定，与文忠亦缔兰交，往来甚数。文定嘱侍郎侦访切实消息，侍郎遂诣文忠处种种侦视，文忠虚与委蛇。一日，侍郎忽造文忠所曰：“沈经笙真不是人，……我已与彼绝交。闻彼惎君甚，因外简黔抚事谓出君谋，常思报复，不可不防。”文忠见其语气激昂，且丑诋文定，……以为厚我，遂不之疑，将实情详细述之。侍郎据以告文定，从此结怨愈深。

　　所谓南中某侍郎，即指翁同龢，其时本为户部侍郎，但已于光绪四年接徐相为左都御史。关于荣、翁缔交的经过，留待后文再谈。但庸庵尚书此段所记，系据荣禄面告，而荣禄所言，则恐言过其实。以翁同龢的人品，即令助沈攻荣，亦不致出此卑劣的“倒脱靴”的手段。且“绝交”二字何可轻发，已割席而仍有往还，荣禄相诘，又何词以对？

　　以下两段，所记亦有未谛：

　　会京师大旱，谣言蠭起，谓某县某村镇邪教起事，勾结山东河南教匪，克期入京，九门遍张揭帖，贝子奕谟据以面奏。两宫召见醇邸，询问弭患方略。醇邸因德宗嗣服，开去一切差使，闲居日久，静极思动，奏请调北洋淮军驻扎京师，归其调遣，以备不虞。文忠为步军统领，方在假中，醇邸所陈方略，一切不得知也，以讹言孔多，力疾销假，出任弹压。两宫召见，谓京师人心不靖，浮言四起，诚恐匪徒生心，拟调北洋淮军入卫。文忠力陈不可，略谓：“……臣职司地面，近畿左右，均设侦探，如果匪徒滋事，讵能一无所知？傥以讹言为实据，遽行调兵入卫，迹涉张皇，务求出以镇定。”事遂寝。醇邸闻之，怒甚。

　　文忠后知前议出自醇邸，亟诣邸第，婉陈一切，而醇邸竟以闭门羹待之，交谊几至不终，内务府大臣一缺，亦遂辞退。文定知有隙可乘，商之文靖，先授意南城外御史条陈政治，谓：“京师各部院大臣，兼差太多，日不暇给，本欲藉资干济，转致贻误要公，请嗣后各大臣勤慎趋公，不得多兼差使。”越日，文靖趋朝，首先奏言：宝鋆与荣禄兼差甚多，难以兼顾，拟请开去宝鋆国史馆总裁、荣禄工部尚书差缺。

　　时慈禧病未视朝，慈安允之。时论谓国史馆与工部尚书，一差一缺，繁简攸殊，讵能一例？文靖遽以蒙奏，意别有在。然文定意犹未餍，复摭拾文忠承办庙工装金草率与崇文门旗军刁难举子等事，嗾令言官奏劾，交部察议。照例咎止失策，仅能科以罚俸，加重亦仅降级留任，公罪准其抵销。所司拟稿呈堂，文定不谓然。商之满尚书广君寿，拟一堂稿缮奏，实降二级调用。文忠遂以提督降为副将，三载闭门。

　　关于荣禄与宝鋆撤差缺一节，时日颠倒，实为是年十二月二十七之事。先一日，翰林四谏之一的宝廷有封奏论政，纠及二人差使太多。翁同龢日记中记此事，虽多讳言，但自十月二十七至十二月二十七，两派冲突，业已展开，翁同龢且为被攻目标之一，则情事显然。摘其日记如下：

　　十二月初五，曾桂得京察一等，粗慰；盖伊十余年来可谓尽职，且有平反巨案之劳。

　　十二月十三日，张佩纶核奏大员子弟，不应列京察一等，翁曾桂乃非科甲出身，又非秋审处提调坐办。旨饬该部堂官查平日差使，又饬吏部查捐班是否可列一等。

　　十二月十八日，退后缮撤销曾桂一等折，适曾桂来，遂罢议……吏刑二部奏翁曾桂京察合例，奉谕：“张佩纶所奏毋庸议。”夜未寐。

　　按：翁曾桂为翁同龢之侄，以举人纳赀为郎分刑部；所谓“平反巨案之劳”，指承办杨乃武、小白菜一案。张佩纶则北派大将，其时方因编检大考擢侍讲，派充日讲起居注官，例得专折言事。张佩纶一疏，不能谓非为翁同龢而发，但刑部既保翁曾桂京察一等，自然要维持立场。刑部尚书万青藜为同龢之父翁心存主试江西的门生，管部大学士为宝鋆，复有沈桂芬、王文韶在军机，张佩纶此奏“毋庸议”，不卜可知。

　　但翁同龢十二月十五日记：

　　见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

　　不昧人之长，为翁同龢最可爱处，而“自请撤销”则犹畏清议。适以翁曾桂来，告知吏刑两部的复奏，事已无碍，故而作罢。

　　翁曾桂之事，即或出于偶然，但逐夏同善出毓庆宫，则必为荣禄与内务府大臣进谗慈禧，殆无可疑。

　　夏同善字子松，浙江杭州人，为翁同龢同年知交，同值毓庆宫，而光绪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忽然简放江苏学政。早在同治初年，夏同善即曾以翰林资格当过此一差使。如今身为帝师而忽有此命，自应视为慈禧对夏同善的严重不满。而夏同善是南士，又与翁同龢交亲，则在北派看来，此为打击南派的一种手段。

　　夏同善之被疏斥，是因为过于耿直。慈禧及其侧近宠信的人物，一方面讨厌夏同善，另一方面又怕他“教坏”了年方八岁的光绪，故断然出此。

　　学政三年一任，例于子、午、卯、酉大比之年的八月初一简放。江苏学政林天龄原应于光绪五年己卯差满，以病殁任上，适以成北派中内务府一系逐夏的机会。而林天龄之放江苏学政，亦以师傅被逐，遭遇与夏同善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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