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3)_高阳

三

　　林天龄籍隶福建长乐，先为长书房师傅，授近支亲贵子弟读。恭王长子载澂，聪明绝顶而顽劣特甚，每效林的福建京腔以为戏侮。穆宗就傅，载澂伴读，林天龄亦转为弘德殿行走。徐一士《彝斋漫笔》记其事云：

　　林于同治甲戌三月以弘德殿行走左庶子被命督苏学。先是，林氏奏陈罢土木等十事，颇忤旨。会太后召见师傅，问皇帝课业。林奏对及贝勒载澂引诱事，亦为恭王奕訢所不喜，因有外简之事。据闻奕訢初拟出为九江道（江西广饶九南道），李鸿藻以师傅兼枢臣，力争之。并谓非体制所宜，以翰詹官至庶子。即以京堂论，例不外简道府（曾得记名道府者撤销记名）。且正值弘德殿，地位尤异庶僚也。奕訢谓九江道兼关务，缺分颇优。林氏儒臣清苦有年，得此可资调剂。李曰：“纵必外放，学政尚可说，道员实太不宜。”九江道之议遂罢。未几江苏学政马恩溥因病出缺，乃以林继任（时李以会试副考官在闱中，不获与闻）。夏之外简，观翁氏所记，其中曾亦有隐情耳。

　　按：此当为同治十三年甲戌三四月间事。是年会试，李鸿藻为会试四总裁之一。林天龄之入弘德殿，乃因翁同龢于同治十一年丁忧回籍守制之故，在事约两年余。翁同龢于同治十三年七月服阕进京，弘德殿已别是一番气象。王庆祺以进春方为穆宗所昵；载澂从而导之微行，为恭王所知，幽载澂于府邸，乃由小太监导帝冶游。说起来“同治嫖院”，实在可怜，不能与宋徽宗比，也不能与常人比，因为外城八大胡同、内城口袋底等处，豪客泰半属内务府司官。此辈内廷行走，皆识御容，穆宗不能不避，因而寻芳竟与贩夫走卒伍，为崇文门外最不堪闻问之处。“天子出天花”者，以此。

　　至于夏同善之外放，其情较林天龄尤为难堪。林犹有李鸿藻为之仗义执言，夏则只凭慈禧太后一句话，便即逐出内廷。故事：一简外官，即不得入乾清门。此即“内廷”与“外廷”的分界。因此，夏同善至毓庆宫书房向八龄的德宗辞行时，犹须先请懿旨，一跪即退。而德宗对夏眷恋亦殊甚，皆见翁同龢日记。夏同善自十一月十八日被任命后，十二月十八日即首途出都，竟不能在京度岁。翁同龢是年是日记：

　　夜送子松，挥泪而别，世有真挚识大体如此君者乎？

　　短短两行，实隐藏多少情事，多少感慨，度必有见嫉于中官、内府，不容其长安一日居者！

　　光绪六年庚辰七月二十四日，夏同善殁于任，照侍郎例赐恤。夏平生居官清勤直谅，而事母至孝，驭下甚宽，待亲友极厚。清末有部笔记，多载朝士行谊，而以劝善为主，名为《池上草堂笔记》，卷九记：

　　夏子松少宰，名同善，丙辰翰林，仁和人。立朝有风概。性纯笃，推诚示人，周人之急，惟恐不及。坐此常不自给，时议多之。其直毓庆宫，侍今上读，诱掖奖励，不以严厉为能。庚辰殁于江苏学政任所。其仆张某愤然言曰：“主人一生厚德，不获享大年，何必做好人行好事耶？”是夜仆梦少宰来言：“尔旦昼之说大错。我三十九岁时，病几殆，惟其做好人，延寿一纪。”语未竟，张仆同房之一仆，忽狂呼。张仆惊醒，问之。此仆云：“适见主人进房。”

　　此虽近乎齐东野语，亦可窥见夏同善的为人。夏之前任林天龄，林之前任马恩溥（云南人，咸丰三年癸丑翰林），皆卒于任，故当时以为毛诗“爰丧其马，于林之下”，为夏同善必将殁于任上的语谶。

　　话题再回到荣禄与沈桂芬身上来。光绪四年年底，两人的明争暗斗，告一段落。沈桂芬得宝鋆之助，占了上风，但对荣禄仍不放心，于是而有如前所引庸庵尚书述荣禄无意间得罪醇王之事。

　　其时正有崇厚使俄辱命之事，沈桂芬主持总署，颇右崇厚，而李鸿藻一系的清流，如张之洞等，无不上疏力攻。此为南北之争的又一回合。

　　其时李鸿藻丁生母姚太夫人之忧，将服满复起，故张之洞大为卖力。早在光绪五年冬，崇厚尚未返国时，即发动攻击，而幕后则有李鸿藻主持。据李宗侗家藏张之洞致其祖父书札，情事历历可考。录一通如下：

　　吴江昏谬私曲，既无公事之法，又不实修战备。调将帅、筹军火、筹借饷，百方阻止，惟其心必欲使大局败坏而后已；辅之以嘉定、常熟，祸不可言，事不可为矣！某苦乃言之，欲公烛其奸耳。公此时必不信，他日当知。曹克忠、陈国瑞、岑毓英、邓张（作者按：当指邓安邦、张得胜），抵死不用，军火抵死不买，饷抵死不借。此何心也。

　　观此函，南北水火，而北派集矢于“吴江”（沈桂芬），兼恶廖寿恒（嘉定）、翁同龢（常熟），真相豁然。但观乎“公此时必不信，他日当知”之语，则李鸿藻对派系斗争的观念并不强，只是其门下媒蘖成之。张之洞尤为起劲，盖非此不足歆动视听，亦非此不足以为北派张声势，为将出的李鸿藻夺先声。张之洞极会做官，极会在笔底下掀波澜，“翰林四谏”中，人品最下。李文田有段话批评他：“论张香涛的资质，固下愚不移者，幸而书读得多。”谓张之洞的资质“下愚不移”，真是入木三分的评论，但不易为人同意。以我看，他是君子中的小人，小人中的君子而已。

　　张之洞时官詹事府司经局“洗马”。翰林开坊，得此缺最糟糕，因为升转之途极窄，故以杜诗“一洗凡马万古空”相嘲。张之洞人极热中，为求速化，自不能不有激进之表现。光绪五年十一月下旬，崇厚回京，被交部严议，其所议《伊犁条约》交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时张之洞于十二月初五单衔上奏，论《伊犁条约》十不可许，改议之道四：令左宗棠、李鸿章等准备军事，以备一战。次日又上练兵、筹饷、用人之策，主张“先备后讲”，即“备战求和”。因而在十二月二十七，特下上谕，命嗣后王大臣等关于俄事有应行咨商之处，知照洗马张之洞前往，俨然是平章国事的大臣了。

　　当然，张之洞个人求速化，至此已有成功的迹象。李鸿藻于十天以后，即光绪六年庚辰正月初八复起，仍值军机及总署。张之洞于二月间转翰林院侍讲，跳出洗马的瓶颈，五月升侍读，六月授右春坊右庶子，八月转左，乃有所谓“庚辰午门案”，为张之洞造成另一次机会。

　　“庚辰午门案”的情节大致如此：

　　八月十二日，孝钦后命侍阉李三顺赉物出宫，致其妹醇王福晋。至午门，以未报敬事房知照门卫放行，护军照例诘阻。三顺不服，遂至争斗。三顺以被殴失物归诉。孝钦时在病中，怒甚，言于孝贞后，必杀护军……谳之上，后以为轻。（见徐一士《一士谭荟》）

　　其时刑部尚书为潘祖荫，颇持公论。潘仍兼南书房行走，慈禧以“自己人”视之，据说曾在病榻召见，捶床痛訾，近乎撒泼。潘不得已如其意旨复奏，护军三人，其二发黑龙江当苦差，其一圈禁五年，而于违禁的太监李三顺，不置一词。据翁同龢日记，慈禧意犹不足，欲置重辟，军机力争始罢。

　　其时陈宝琛官右庶子，拟上疏抗争。张佩纶知而告知张之洞。张即语陈，愿联名上疏，但恐失帘眷，别有主张。《一士谭荟》记：

　　之洞曰：“吾亦欲上一疏，为同声之应，惟此事只可就注意门禁，裁抑宦寺立言，祈太后自悟，勿为护军乞恩。太后盛怒之下，不宜激之，致无益有损。”

　　陈疏稿略如其指，而正疏之外，并附一片，则仍争此案处分之失当。之洞闻之，亟致一笺，谓“附子万不可服”，以药名作隐语也。

　　十二月初四，两人之疏同上。之洞旋于直厅晤陈，复问曰：“附子入药否？”曰：“然。”之洞顿足曰：“误矣！误矣！”

　　孝钦览疏，为之感动，遂于初七日特颁懿旨。此案既结，之洞喜而谓陈曰：“吾辈此次建言，居然获效矣。请问附片中是如何说法？”陈为诵数语，之洞乃大赞其词令之妙，示推服焉。斯亦张、陈一出色之举。陈之胆力及为义之勇，尤过于张也。

　　按：十二月初七特颁懿旨，护军罪名皆减轻，李三顺责三十板，差得法理之平。至陈宝琛附片中，感动慈禧的警语是：“皇上遵懿旨，不妨加重；两宫遵祖训，必宜从轻。出自慈恩，益彰盛德。”

　　此疏为恭王击节称赏。其时适有满洲御史以琐事上渎，一为争迁安县落花生的秤规。恭王因以示同僚，表示：“这才真正是奏疏，那些争秤规的折子，简直是笑柄。”

　　庚辰午门案宽减的恩旨，颁于腊八前夕，在清流中人看，自是岁暮一大快事，但气量狭隘的沈桂芬是否有触目惊心之感？今已难考。因为就在这年除夕，沈桂芬溘然而逝，得年六十四，恤典甚优，谥文定，一子赏给举人，准一体会试；一孙赏给郎中，俟成年后带领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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