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1)_高阳

一

　　▼南北水火

　　研究历史，我以为首当注意的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中心势力，如两汉末年的外戚，唐朝末年的藩镇，明朝末年的宦官，清朝最后几年的亲贵，等等。大致中心势力在宦官、外戚，必然导致亡国之祸；如在藩镇，则必形成割据。唯有高级知识分子成为中心势力，始能开统一之盛运，让老百姓过几十年太平岁月。

　　溯诸既往，大致每一朝由力战经营而开国，如汉、如唐、如明、如清，继以偃武修文，由高级知识分子领导政府，就会很快地出现升平盛世，如西汉的文、景，唐朝的贞观、开元，北宋的太宗末年至神宗朝这百年之间，明朝的宣德、弘治两朝，清朝自三藩乱平至嘉庆初年，以及洪杨之后所出现的短暂的“同光中兴”，都令人不胜向往。

　　但是，文治既久，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启门户之争。此风起于东汉，至唐朝的“牛李党争”，构成一个模式，先有政策上的歧见，发展为权势的冲突，党同伐异，掀起政局上的极大波澜，恩怨纠结，终于形成意气之争。到了这一程度，国本自然就动摇了。

　　北宋新旧之争，是个残酷的例子；明朝末年东林、阉党之争，是另一个更残酷的例子。东林、阉党之争，原是由以地域分的派系发展开来的，最后仍归于地域派系的对立，即所谓“南北之争”。

　　由东林、阉党之争，演变为南北之争，明朝的天下已经不保。因此，南北之争从清朝一开国便已存在，至顺治十年以后，壁垒分明，势成水火。吴汉槎因而充军的“丁酉科场案”，即是南北两派大火并，北派得八旗之助，痛击南派的结果；接着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的“奏销案”，金圣叹杀头的“哭庙案”，南士饱受荼毒。但人才南盛于北，北派虽以与八旗接近而得强有力的奥援，但始终不能将南派打得抬不起头，及至打倒了，清朝也快亡了，此即戊戌政变潜在的兴亡真相。

　　顺治末年及康熙初年，新统治阶级原有利用南北之争以操纵驾驭之实，及至天下大定，需要稳定，才能展开建设时，自然要严禁党争。康、雍、乾三帝，皆为英主，力足以抑制；嘉、道两朝，政争渐起；至辛酉政变，失败的一方汉人皆为北人，匡源、杜翰籍隶山东，焦祐瀛天津人，只“穆门十子”之一的陈孚恩为江西人。胜利的一方则皆为南人，其中关键人物约计四人，曹毓瑛江阴，朱学勤仁和，方鼎锐仪征，另一即先恭慎公（即许庚身——编者注）。四人者，分隶江浙两省。

　　是故辛酉政变实为重启南北之争的一大回合，南派大胜，重新奠定了与北派分庭抗礼之势。自同治初元至光绪十年，军机自恭王以下全班被逐为止，南派的领袖为沈桂芬，北派的魁首则是李鸿藻。沈桂芬一死，北派势力大张，李鸿藻得“两张”——张佩纶、张之洞之助，尽力压制南派，以致王文韶因“云南军需案”铩羽，闲废七年，始得复起，但已磨尽圭角，得了“琉璃蛋”这个雅号，南士没有人愿受他领导，他亦根本不想领导南派了。

　　沈桂芬的衣钵，是归翁同龢继承；北派的传人，本应是张佩纶，只以马江一役，一蹶不振，而张之洞夙有“八表经营”的大志，且以开府两湖，有仿佛可以自辟曹掾的便利，故不愿自囿于北派，而想兼收并蓄，一网打尽天下名士。因此，承李鸿藻的余绪而领导北派者，竟为荣禄。

　　戊戌政变则是南北之争的最后一个回合。这一回南派惨败，但北派则是惨胜。由戊戌政变引发庚子之乱，母子君臣，两败俱伤。翁同龢的绝笔诗有句：“凄凉到盖棺。”其实荣禄亦何尝不是如此！

　　翁同龢生平，知者已多，兹先介绍荣禄：他出身于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瓜尔佳氏，隶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武将世家，祖、伯、父三人，皆在洪杨初起时殉难。像他这样的背景，只要本人的才识够条件，飞黄腾达，是必然之事。

　　荣禄于咸丰二年十一月，由荫生以主事用，分在工部，承办陵工，以后又调户部银库司官，当的都是阔差使。同治末年转入神机营。神机营由醇王掌管，颇自矜重，因而在神机营当差，升迁的机会极多。同光年间，京师有两句口号：“帝师王佐，鬼使神差。”言此四条路子，皆为终南捷径。“帝师”指为幼帝授读的师傅，“王佐”言恭、醇两王的亲信，“鬼使”为驻外国使节，“神差”即神机营差使。荣禄以“神差”而为“王佐”，故至同治七年，即已蒙赏头品顶戴，年纪不过三十出头。

　　同治十三年荣禄的官衔是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差使极多，主要的是两个，一是管理神机营事务，二是总管内务府大臣。

　　清朝的官制，分缺、差两种，本缺只有一个，差使可以兼至无数。京官的差使中最贵重的是“内廷差使”，如弘德殿行走、毓庆宫行走的师傅，南书房翰林、总管内务府大臣，都是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譬诸世家大族，这三类人便是西席、清客、账房，在皇帝是当作“自己人”看的。荣禄即因当了内务府大臣，才能在“内廷行走”，为慈禧太后所赏识。

　　到了光绪四年年底，忽有上谕，荣禄开去工部尚书缺、内务府总管大臣差使，此由与沈桂芬结怨所致。《梦蕉亭杂记》载：

　　穆宗崩逝，……（荣）文忠时以工部侍郎、步军统领兼内务府大臣。……文忠负权略，敢于任事。当穆宗上宾时，夜漏三下，……文忠跪奏，谓：“此时尚有宗社大事，须两宫主持，……请召军机、御前，并近支亲贵入见。”

　　两宫命文忠传旨。……枢臣文文忠祥扶病先至，宝文靖鋆、沈文定桂芬、李文正鸿藻继到，同入承旨，德宗嗣立。……恩诏、哀诏，例由军机恭拟，文定到稍迟，由文文忠祥执笔拟旨，因病不能成章。文忠仓卒忘避嫌疑，擅动枢笔，文定不悦而无如何，思以他事陷之；文忠亦知之，防御尤力，两端遂成水火。

　　按：沈桂芬气量甚狭，“擅动枢笔”，或者犹为小隙；当大事出后，荣禄以总管内务府大臣，在内廷照料，仓促之际，献议迎立醇王之子，入承大统，为两宫所接纳，此为撄忌的主因。因为自古以来，须迎外藩继统，皆由太后与宰相定策；荣禄不在军机，而参相国之大计，成拥立之大功。以荣禄得慈禧的宠信，及其与醇王的关系，则大用为可预见之事。荣禄与李鸿藻接近，对沈自然不利，所以多方抑制，遂成水火，亦是必然的发展。

　　文正与文定不相能，颇右文忠。党祸之成，非一日矣。某月日黔抚出缺，枢廷请简，面奉懿旨：著沈桂芬去。群相惊诧，谓：“巡抚系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兵部尚书，充军机大臣，职列一品，宣力有年，不宜左迁边地，此旨一出，中外震骇，朝廷体制，四方观听，均有关系，臣等不敢承旨。”文靖与文定交最契，情形尤愤激。两宫知难违廷论，乃命文定照旧当差，黔抚另行简人。文定谢恩出，惶恐万状，私谓：“穴本无风，风何由入？”意殆疑文忠矣，然并无影响也。

　　按：文正指李鸿藻。所叙沈桂芬外放贵州巡抚事，语焉不详；所谓“某月日”者，当是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以前的一两天。兹就现成史料，略微一考。

　　《清史稿·疆臣年表十四》：

　　光绪四年戊寅，黎培敬十月癸卯召，林肇元护贵州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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