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说红楼(11)_高阳

一一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乾隆二十五年敦敏的那首七律。此诗全为写实，而且层次井然，由“雅识”一联，可知在此以前，敦敏还不如他弟弟敦诚那样与曹雪芹相知有素，经此一番“话旧”，才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所谓“话旧”当然是指“秦淮旧梦”（如所“话”为敦敏与曹雪芹之“旧”，则诗中应提到“虎门”——八旗宗学），“人犹在”三字，明指曹雪芹是亲历“秦淮旧梦”的人，下接“燕市悲歌酒易醺”七字，紧扣小序“呼酒”语，拉回实境，见得曹雪芹当时酒入愁肠的情态。此诗格律严谨，除开头“鸡群”两字对“隔院”的人有些不客气以外，通首到底只叙作者与曹雪芹两人之间，呼酒话旧，不及他人。周汝昌把“人犹在”三字，解为“红楼梦书中人犹在”，意在否认曹雪芹曾历“秦淮旧梦”，是没有效果的。

　　归纳敦敏、敦诚的诗，还可以得到一个反证，如果曹雪芹北返以后，曾有过像周汝昌所肯定的那样豪华的生活，何以他们的诗中只字不提？敦敏弟兄对曹雪芹的身世很清楚，而且相当同情他的遭遇，在交游上，特别是曹雪芹死前数年，时有往还，果真曹家在北京有个已成为“废馆颓楼”的“大观园”，岂能不去凭吊一番，形诸吟咏？这个消极的证据，在“秦淮旧梦人犹在”这一积极的证据反衬之下，特别显得有力量。

　　敦敏、敦诚论交的经过，有个叫吴恩裕的人，在《有关曹雪芹八种》这部书中，作过很好的考证。他考出敦诚于乾隆二十二年在喜峰口《寄怀曹雪芹》的诗中，所谓“当时虎门数晨夕”的虎门，乃指“八旗宗学”，典出《周礼》：“周之师氏居虎门左”；果毅亲王允礼作《宗学记》更明白指出：“即周官立学于虎门之外，以教国子弟之义也。”敦敏、敦诚诗中，“虎门”二字迭见，而寻绎诗意，亦无一非指学塾，如“虎门绛帐遥回首”等等。

　　敦诚于乾隆九年初入宗学读书时，才十一岁，敦敏也在宗学读书，年十六岁。敦诚诗中所说的“当时”，吴恩裕认为：

　　不应当指敦诚初入宗学时的乾隆九年。因为十一岁的敦诚是无论如何不能欣赏三十岁的曹雪芹那种“接䍦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的风度的。而是应该指乾隆十四五年左右，敦诚年已十五六岁，他的哥哥年二十至二十一岁，曹雪芹则三十四五岁的时候。这时，不但二十多岁的敦敏，就是十五六岁的敦诚，也能够欣赏曹雪芹那种疏狂傲岸的态度了。

　　这段话说得很中肯。但我可进一步补充：非三十四五岁的曹雪芹，也不可能有那种疏狂傲岸的态度。因为个性的成型和发展，需要有时间的过程。曹雪芹绝不是矫揉造作的人，他的时代也不是王猛的时代。魏晋之际，乱头养望，扪虱高谈，是一种“术”，而康雍乾三朝，全盛时期的旗人，正在讲究饮馔服饰，那么，以纨绔出身的曹雪芹，变成如此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得要多少年呢？如照周汝昌之说，乾隆十三四年时，曹雪芹才二十五六岁，是不是已能形成此种性格，姑且不谈；但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如出之以疏狂傲岸的吊儿郎当的姿态，颇难令人容忍，则是一定的。敦诚诗中“容君傲”的“容”字，正以其年龄大得太多，才能被“容”。

　　曹雪芹在八旗宗学干什么呢？他不是宗室，而且早过入学的年龄，所以绝不是敦诚、敦敏的同窗，吴恩裕说有“两个可能”：“不是做小职员，就是做助教。”我认为小职员的成分居多，因为敦诚、敦敏题赠曹雪芹的诗，都是出于怜才之一念，视之为友的口吻。以“虎门当时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两句看，可知曹雪芹住在宗学里面；那么，《红楼梦》必有一部分写成于“虎门”，敦诚、敦敏是不是他的最早的读者？他们有没有提供过任何意见？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七、何时开始写《红楼梦》

　　关于曹雪芹的年龄问题，我们还可以从他的创作过程去研究。

　　周汝昌综合甲戌、庚辰两脂本的朱批，考定《红楼梦》在曹雪芹生前，即已经过五次批阅，每次评阅相去约两三年之久，“抄阅再评”在甲戌（乾隆十九年），那么首评上推两年，在乾隆十七年“前四十回当已撰成”，这推论是合理的。

　　按甲戌本第一回前有七律一首，最后两句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假定“首评”时即有此诗，则开手初写时，当乾隆七年；即以甲戌而论，最晚亦在乾隆九年，照周汝昌“四十”之说，乾隆九年，曹雪芹才二十一岁，这就有两点疑问，不能不加以研究。

　　第一，其时曹家当已败落，“二十一岁”的曹雪芹，谋生之不遑，哪里会想到去写小说？按中国文学创作的情况来说，不外乎两类：环境优裕，或至少不愁生计，耽于吟咏，刻意求工，在少年时期，即有相当成就，此类可以纳兰容若为代表。此其一。赋性不合时宜，到处碰壁，中年穷愁潦倒之际，或未能忘情于名利，或者胸中有股突兀不平之气，借稗官说部以为发泄，此类可以吴敬梓为代表。此其二。以“二十一岁”时的曹雪芹来说，两类皆不合。

　　第二，写小说，特别是写实主义的小说，生活经验是先决条件。以《红楼梦》的接触面之广、人物之多、刻画人情世态之深刻，无论如何不是曹雪芹在“二十一岁”时所能办得到。

　　或谓：曹雪芹是天才，不可一概而论。不错，我绝对承认曹雪芹是天才，但是生活经验是没有东西可以代替的，二十一岁的天才，可能推翻“相对论”，可能胜过贝多芬，但不可能写出一部世态百相、形容入妙的大小说。

　　或谓：曹雪芹写了十年，大可以一面吸收，一面发挥。这话似是而非，因为曹雪芹不是在写“聊斋型”的笔记小说，写一条算一条。这样一部预定要写百回以上的大小说，如果不是就完整主题、全盘结构、人物造型、场景安排等等，大致了然于胸时，岂可贸然下笔？

　　说到最后，顶顶明显的还是创作冲动的问题，若非阅尽繁华，饱历辛酸，追忆往事，痛悔莫及，千万遍思量，产生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就不可能维持十年之久。

　　因此，如说曹雪芹在二十一岁就开始写《红楼梦》，照我所了解的小说作者在创作时所必需的条件而论，我绝对不信。以我的推论，曹雪芹在乾隆九年时，正当三十岁，就是此时开始写《红楼梦》，也已非具有相当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相当的天才的人不办了。

　　八、无稽的新帝宠信说

　　周汝昌的错误在太执着，执着于“四十年华”那句诗；太主观，主观认定乾隆改元后，曹家出现“中兴”的局面，才有“全书中最热闹最高兴的一年”。我在写《我看红楼》一文时，对此说将信将疑，深入研究，才知大谬不然，除前面的论证以外，还有两点，须得一辩。

　　第一，他说曹家“当中有允禩、允禟关系一段，始抄家败事”。所举证据是雍正六年七月（按：此时已是抄家以后）隋赫德一折：在江宁织造衙门左侧万寿庵，查出镀金狮子一对，系康熙五十五年塞思黑（满语“猪”，雍正为允禟所改的名字）到江宁铸就，因铸得不好，交曹寄顿庙中。按康熙诸子争位事，为清朝一大疑案，曹家既迟至五年年底抄家，又“蒙恩谕少留房屋”；而此折一上，后情又不可考，只知曹依然健在，那么，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曹家是此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呢？最妙的是周汝昌引隋折以后又说：“此事后情详细则不可考，疑有拯曹氏未致一败涂地者。”此更令人费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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