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说红楼(9)_高阳

九

　　此说主要的用意，用攻胡先生“这自然是个整数，不限定整四十岁”的说法。其词甚辩，似难驳倒。但试问：敦诚是不是绝对可以信任的，四十便说四十，四五便说四五？不是。只看他《寄怀曹雪芹》诗自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就可证明，敦诚不是不可能犯错误的。

　　但是，我又认为敦诚不可能不知道曹雪芹年在四十以上，因为当乾隆十三四年时，他在八旗宗学所见到的曹雪芹是：“接䍦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这种不修边幅、佯狂自喜的名士派，所予人的印象，起码是在三十岁以上（请参阅后文谈“虎门”一节），那么到了乾隆二十九年做挽诗时，相隔十五年，很容易算出曹雪芹年在四十以上，而所以仍写“四十”，我以为可能是故意犯此“错误”，用意在强调曹雪芹的境遇之可悲。

　　关于敦诚挽曹雪芹的诗，大家都知道“四十年华付杳冥”那一首，实际上初稿是两首，见敦诚所著《鹪鹩庵杂诗》，我托人转抄了来，并录如下：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肠回故垅孤儿泣（原注：前数月伊子殇，雪芹因感伤成疾），泪迸荒天寡妇声。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

　　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见《鹪鹩庵杂诗》）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孤儿渺漠魂应逐（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新妇飘零目岂瞑？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故人唯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旧坰。（见《四松堂集》）

　　由上引可以看出，初稿虽有两首，但不及后一首具体而沉痛，而敦诚由两首删定为一首，显然亦因原作还不足以表达其内心的悲悼之故。最可注意的是原作为“四十萧然太瘦生”，是说四十岁还穷愁潦倒，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四十岁是事业大定之年，如果四十岁还不得志，那几乎就此生无望了，所以“四十萧然”之句，不必看死了就是当年的情况。至于改作既然要强调其境遇之惨，那么四十“举成数而言”，亦就不必改动了。

　　周汝昌把这条证据看得很重要，我却认为并无太大的关系，只要找得出更好的理由和证据，此诗“四十”一句，可以存而不论。

　　第二，假如雪芹真的生于康熙五十七年，则到雍正六年曹氏落职籍家北返时，他已十一岁，不用说聪慧早熟的雪芹，一个笨孩子也该把南京和沿路情形记个清清楚楚。但雪芹书中于此两者，连正面一笔都没有，足证他并不记得。又如第五回宝玉向警幻道：“常听人说金陵极大。”脂砚的批说：“‘常听’二字，神理极妙！”可见雪芹对于南京，影响皆无，南京是个什么样子，他只能从旁人嘴中“听说”的。

　　三条消极的理由，此条力量最薄弱。知道不知道是一回事，需要不需要写出来又是一回事，何得混为一谈？如照周汝昌的逻辑，凡曹雪芹所写的，都是他所亲历的，那么曹雪芹北返以后，从未到过苏州，何以又“正面”写“姑苏城，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云云这一段文字？又，“常听人说”如何如何，是极普通的话，何得谓之“神理极妙”，照我看，脂砚特拈“常听”两字，正是提醒读者，此中大有文章。真真假假，分析曹雪芹的创作心理，真有“不得不言，而又不得明言；不可不假，而又不可全假”的苦衷（以后我将作一专题讨论）。独怪周汝昌如此相信《红楼梦》是句句真言，偏偏不相信开头“故将真事隐去”这一句，是何道理？

　　他的第三个消极理由，说起来比较复杂，也最有意思，那即是由父亲的年龄来推断儿子的年龄。康熙五十一年曹寅死时，他的独子曹颙才十八岁，继任织造，到五十四年病死京城，曹奉旨入嗣为曹寅之子，其时最大也不过二十岁。他这两点考据，并无疑问，下面是他的推论：

　　……曹……至康熙五十七年才当二十三岁，假定始生雪芹，一岁，到雪芹十三岁时，曹该年才三十五岁，然而《红楼梦》叙宝玉至十三岁时，“贾政……忽又想起贾珠来……自己的胡须将已苍白……”（第二十三回），已然不是四十岁上人的光景……再次，宝玉之上，有元春，有贾珠，贾珠娶妻生子，贾兰才小宝玉两三岁，则雪芹断非头二胎，第十八回亦言“贾妃念母年将迈，始得此弟”，合起来看，谓雪芹生于康熙五十七年，绝难相合。即令生于雍正二年，到十三岁曹亦不过四十一岁，仍旧只嫌其早，而不嫌其晚。（按：此言贾政四十一岁不大像“胡须将已苍白”的样子也。）

　　读者请注意，周汝昌是绝对相信曹雪芹笔下所记，一无虚假，元春、贾珠亦确有其人，那么请问，曹是哪一年生曹雪芹的长兄（贾珠）的呢？

　　照周汝昌在《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所记：当雍正八年时，雪芹七岁，曹三十三岁，侄（贾兰）五岁。假定其长兄（贾珠）十六岁结婚，十七岁生子，则该年如在世应为二十一岁，虚岁上推二十年，康熙四十九年生，一岁。而其时曹只十五岁，就算曹家有早婚的传统，而且结婚第二年即生子，曹也非得十四岁结婚不可，这已然大不近情理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大儿子小爸爸”，年纪将“犯冲突”，而况该年（康熙四十八年），曹颙刚刚上京当差，还未结婚，曹年岁不足而又婚在兄前，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事。

　　我举出他的这个矛盾，不足以直接证明曹雪芹非生于雍正二年，但可间接证明周汝昌的论断不够科学，他从贾政的“胡须”，去找年龄的答案，不能令人心服。

　　四、子虚乌有的“元妃”

　　周汝昌的所谓一个“积极的理由”，即上文所提到的《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以下简称“年表”），他说：

　　我的办法是把《红楼梦》全部读过，凡遇年日季节的话，和人物岁数的话，都摘录下来，编为年表，然后按了上推所得的生卒年把真朝代年数和小说配合起来，看一下符合到什么地步。

　　我配合的结果，两者符合的程度竟是惊人的，而且还有出乎意料的证据。符合的是：从雪芹出生配合宝玉降世起，到雪芹十三岁，书中宝玉也正好十三岁。书中这一年，就是从第十八回起叙至第五十三回止的一年——最详细也就是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也刚刚就正是真史上最重要，关系曹家最巨的乾隆改元……

　　在《年表》之后，他说：

　　……这样一部大书，百十万言，人物事情，繁杂万状，而所写岁时节序，年龄大小，竟而如此相合，井然不紊，实在令人不能不感到惊奇！偶尔也有两三处欠合的，皆非重要，从整个著作看，实在提不到话下。……

　　这样真年数与小说年表的配合结果如此恰当，实出我初意料想之外。假如依胡适的四十五岁的说法，配上去，倒无不可，只是最重要的“第十三年”便要落到雍正八、九年上，那时曹家北归不久，倒霉得正不可开交，怎么写成全书中最高兴的一年呢？

　　综合我的证据，我坚持我的意见：曹雪芹是生于雍正二年（1724，甲辰）的初夏，……而他的小说，不独人物情节是“追踪蹑迹”，连年月日也竟都是真真确确的。

　　从这段话看，其踌躇满志的神情，溢于言表。同时也可以看出，考证《红楼梦》和曹雪芹的年龄，最重要的是他十三岁的那一年。这一年中的大事是“元妃省亲”，如果元妃有其人，则大观园的地点有着落，曹雪芹十三岁那一年在何处有着落，从而年龄问题也有着落，所以“元妃省亲”四字，尤为关键所在，首先有加以一考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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