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9)_高阳

九

　　此时的李元度，已经回到了老家平江。他的从祁门大营不辞而别，倒不是畏罪潜逃；只觉得自己决不是无人欣赏的“道旁苦李”，预备回平江另外招募人马，带出来报仇雪耻。

　　李元度御下极宽，但不大明是非；部下犯了法，求个情就可以宽免。所以营官部卒，爱戴有之，却不大怕他，也不大听他的号令。畏严乐宽，人之常情；家乡子弟听说李元度来招兵，十分踊跃，很快地又成一军，名为“安越军”。

　　“越”者浙东，所以“安越军”顾名思义，可知是一支援浙东的军队——李元度与浙江再度发生关系，是一个名叫邓辅纶的人，居间拉拢。

　　邓辅纶的父亲做过江西臬司，家道小康。由于与李元度是小同乡，所以替他“管带”过平江子弟兵。广信府的攻防战告一段落，李元度回平江重新招兵，邓辅纶却由同知报捐了一个道员，分发浙江；到杭州是在这年七月。

　　不久李元度就有丧师失地之辱；邓辅纶跟他取得了联系，为他进言于王有龄，说可招募平江勇丁援浙。王有龄所最感困难的就是兵力不足。所以邓辅纶的建议，深中下怀，应允李元度如能办到此事，他可以出面奏调，无形中解消了他的皖南失机的责任。于是而有李元度在祁门大营的不辞而别。

　　及至十月初十的降旨李元度革职拿问时，他已带兵出平江。其时李秀成由皖南、江西，窜入湖北；沿途收罗人马，复又原途回金陵。李元度就跟在太平军的后面，由湖南入江西；一前一后，旌旗相望，而实在不曾接仗，但李元度却诳报克复了江西义宁等地。湖北、江西，居然据以出奏；这一下革职拿问之事，便无形中搁置了下来。

　　祁门大营，自宁国、徽州接连失陷后，情势危殆，幸亏鲍超、张运兰两军得力；而左宗棠由幕僚转为带兵官，如新硎初发，其势极锐，驻军江西景德镇，与皖南为犄角之势。左宗棠当时骄气还不太盛，与曾国藩相处，还能和衷共济。此外则彭玉麟驻湖口，当水路要隘，对于局势的稳定，亦颇有帮助，所以在咸丰十一年初，大致已站定脚步。其时的情势，可由曾国藩致其长子纪泽的一封家书中，看出大概：

　　正月十四日发第二号家信，谅已收到。日内祁门尚属平安。鲍春霆自初九日在洋塘获胜后，即追贼至彭泽，官军驻牯牛岭，贼匪踞下隅板，与之相持，尚未开仗。日内雨雪泥泞，寒霜凛冽，气象殊不适人意，伪忠王李秀成一股，正月初五日围玉山县，初八日围广丰县，初十日围广信县，均经官军竭力坚守，解围以去。现窜铅山之吴坊、陈坊等处，或由金溪以窜抚建，或经由东乡以扑江西省城，皆意中之事。余属刘养素等坚守抚建，而省城亦预筹防守事宜，只要李逆一股，不甚扰江西腹地，黄逆一股，不再犯景德镇等。三、四月间，安庆克复，江北可分兵来助南岸，则大局必有转机矣！目下春季尚早，必有危险迭见，余当谨慎图之，泰然处之。

　　鲍春霆就是鲍超。他的部队即名为“霆”军。其人是中国行伍出身的军人中，最可爱的一个；曾国藩平生驭将，亦以得鲍超为赏心快意的一大乐事。彼此相知甚深，有许多佳话流传。

　　皖南及江西的局势倒是稳定好转了，浙江的局面却是从咸丰十年二月杭州初次失守，到此时将满一年，始终未见起色；论各省军务，浙江是最弱的一环。提督饶廷选固少将略，谈浙江本省的兵力，主力不过衢州镇总兵李定太的一万二千人，保土御匪，都靠杨昌濬的所谓“借将”，最显着的是张玉良，借自江南大营；此外还有林文察，是清朝台湾的唯一将才。

　　借将以外，复有借势。借势者靠恃他省为屏障；因此皖南的军饷，一直由浙江筹拨，年耗三十余万，而周天受门户之见极深，浙江并未能获得保护的实益。当洪杨初起时，各省都在练兵，惟有黄宗汉采取御敌于境外的策略并不错，且颇受文宗的奖许；但因此便缺乏如胡林翼所说的，“得力之将数人以折冲御侮于其间。”实亦非始料所及。

　　至于彼此相仇，则说来最令人痛心，所谓“乖气致戾”，只谈一件事，就可想见：有个四川人，叫王道平，在杭州城内巡抚衙门前面的“梅花碑”摆测字摊，已经十几年，忽然有人疑心他通匪，说已接受太平天国的伪号，就是王道平三个字翻过来，伪封为“平道王”。

　　这样匪夷所思的事，居然有人相信，拿他捆送营务处，要求立即处决。官府当然要依律审问，搜查他的寓所，毫无佐证；而暴民鼓噪辕门，群聚不散，结果将王道平拉了出来，“脔割其肉立尽”，这股乖戾之气，实在可惊亦复可忧。

　　乖戾之事，不一而足，愈到危急时愈甚，远道风闻，只道浙江的局势，是名副其实的“兵凶战危”，避之为吉。

　　当然，认为浙江的局面不祥，仅是他省手握兵符的大帅不肯援浙的三个原因之一，此外两个原因是：第一，自顾且不暇，如果舍己耘人，何异纵井相救；第二，何桂清失陷苏常，影响大局不细，士论对何桂清十分不利，而王有龄是何的谋主，连带予人以很不佳的印象，当然亦无法激起他人奋身援手的侠义心肠。

　　因此，尽管王有龄赏加头品顶戴圣眷甚隆，但他支撑浙江的局面，其中艰难困窘，怨谤丛集，几次欲哭无泪之苦，实非局外人所能想象。最感棘手的，还是兵饷两事。饷则竭泽而渔，先以协济他省的，至此自给不足，先是积欠三四个月始能发给一个月，换句话只能照原额发放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到了咸丰十一年春天，积欠三四个月竟只能发放半个月了。

　　因此，不但军纪愈坏，扰民更甚，兵民相仇的程度更深，而且借来的客军，纷纷求去——当然，讨还援兵的省分，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如福建由于咸丰十年冬，武平、连城、长汀失守；第二年春天便不能不要求撤回闽勇。

　　闽勇由总兵曾玉明、副将惠寿所统带，而实际上的主将是林文察。他是台湾彰化人，字子明；咸丰八年助剿淡水土匪，捐饷助军，做了武官；官衔是游击，留福建补用。咸丰十年，建宁、邵武及宁洋、永安间，有两大股土匪骚扰，为林文察所破，因功擢升参将，赐号“巴图鲁”；巴图鲁必赏穿黄马褂，但称号不同，林文察此时的称号叫做“固勇巴图鲁”。

　　林文察受命援浙，是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当时太平军由江西出浙江婺源，攻下常山，接着江山亦易手。林文察以孤军受命收复江山；在失守后的第五天，与太平军大战于大溪滩，旗开得胜，连夜追击，李世贤屯江山一带的部队有两万多人，倾巢而出，分三路抄袭。林文察所部只有二千人，分别迎战，又大胜一仗，斩获千余；李世贤退回江山城内，自此日有接战，互有胜负，形成胶着的形势。

　　十二月廿五，林文察发动一次突袭，亲自带兵“踏营”；林文察的部队，得力于火器精良，一时火光烛天，城内大震。他在踏毁十几座敌营以后，乘胜攻城。他一面身先士卒，登云梯、攀城墙；一面设下埋伏。李世贤所部仓卒遇变惊惶失措，由西、北两面遁走，为林文察预先埋伏的炮兵所轰击，伤亡甚众。江山县城亦就在这一夜为林文察所收复。因此，擢升副将，晋号为“乌讷思齐巴图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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