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10)_高阳

一〇

　　到了咸丰十一年二月间，闽浙总督庆端要求撤回闽勇，王有龄万分不愿，但其势实不可留；因为名义上浙江归闽浙总督管辖，而总督又有节制辖区军务的全权，可以直接下令总兵曾玉明撤调人马。

　　这一下，去了一万多人；而且是颇能打仗的台湾和漳州籍的部队，浙江的防务大受影响；王有龄奏调在湘军中不甚得意的将领秦如虎、刘培元募勇来浙。但最盼望的却是李元度，王有龄让朱大器筹集了一笔现银，间关送到军前；而李元度一入江西境内，行军甚慢。杭州城内天天传说：“李道台的兵快到了！”其实是地方大吏，为了安定人心，故意放的空气。

　　其时除了杭州以外，上起嘉兴，下至浙江与江西、安徽交界之处，都有太平军的踪迹。所幸者，钱塘江南岸的宁波、绍兴两府，完整无缺，但全省十五路军需，亦不能尽靠宁绍。此外湖州孤悬，而赵景贤守得极好；此人是一奇才，与太平军作战，几乎从未吃过败仗，是王有龄唯一可以信任的带兵官。

　　那时已经文武不分，由监司到县令，莫不是带兵官；而且亦似军民不分，办团练的绅士，亦莫不是带兵官。宁绍的防务，就由在籍绅士王履谦负责；他寄籍顺天府大兴县，本籍绍兴，字吉云，与曾国藩同一年点的翰林，官做到左副都御史，咸丰七年免职，为文宗派为浙东团练大臣，跟王有龄不和，成了浙江局面的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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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这年夏天，太平军五路援安庆的计划，几乎完全失败。其中最重要的是李秀成的第一路、陈玉成的第二路和李世贤的第四路；第四路的任务是先攻皖南，断湘军的粮道，但集中二、三十万人围攻祁门一隅之地，却始终未能打垮曾国藩的大营。先是第三路黄文金为鲍超、左宗棠一败再败，不能成军；接着是李世贤的第四路，先胜后败，为左宗棠大破于景德镇以南的乐平。统全军撤回浙江，从此不复再能窥伺皖赣。

　　第二路先由陈玉成自桐城、霍山进入鄂北，占领英山，陈玉成其前锋伪装清兵，长驱直下，向南疾进，十一日之间，行军六百余里，连下三城，由蕲水攻陷黄州。据说英国公使馆的参赞巴夏礼，正陪英国海军司令何伯，从上海坐兵舰西上，到汉口去调查开商埠的事，经过黄州，与陈玉成见面，劝他不可再向西进兵攻武汉，以免妨碍英国通商，否则必致与英国军队发生冲突。同时又告诉陈玉成，说一路西来，绝未听到李秀成或有其他太平军部队进兵江西的消息；警告他孤军深入，必无后援。陈玉成信以为真，放弃了与李秀成会攻武汉的计划，回军去援安庆——陈玉成的老母妻儿，全军都被围在安庆城内。

　　当时湖北防务，甚为空虚，武昌只有巡抚的直属部队，所谓“抚标”二千余人。所以听说黄州失守，在前线的胡林翼，大为震动；调兵回救，则陈玉成已经远去，安徽巡抚李续宜的部队，和彭玉麟的水师，一路追击，颇有所获。于是湖北解严而安庆的大战爆发了。

　　安庆是于上年六月间起被围，城内的太平军只有一万多人。曾国荃在城外构筑长壕，扎营三处：集贤关、盐河及城东北的菱湖，互为犄角，并有杨岳斌的水师支援，阵势相当巩固。外围则有多隆阿的马队作接应；多隆阿原属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部下，与鲍超一在皖北，一在皖南，为曾国藩麾下最重要的两支部队。

　　由于“天京”定策，有五路援安庆的计划，所以此一地区由秋徂冬，由冬至春，战况沉寂。城虽被围，粮食弹药无缺，多由英国商船自上海经长江运来接济。这样“相安无事”的局面，至此打破，陈玉成未到之前，就檄调留守天长、六合的太平军，西来助战，一方面由菱湖通城内的水路增援城防；一方面在菱湖北岸建营垒十三座，预备里外夹击攻曾国荃。

　　曾国荃当然亦有相应的措施，第一步是加强控制菱湖，通知杨战福开来二十几只炮船，由长江抬上岸，再自菱湖东岸入水、巡弋湖面。第二步是向曾国藩求援；其时曾国藩由于左宗棠乐平大捷，皖南局势安定了下来，已接到陈玉成回扑安庆的消息，移驻安庆附近的东流，派鲍超一军赴援，同时胡林翼亦派副将成大吉一军助战。当然，多隆阿亦早由桐城回师，配合作战；李绩宜以安徽巡抚的身分，守土有责，带军会战，更不在话下。

　　清军一增援，太平军亦不能不再添兵力；五路援安庆的计划，既已失败，则安庆一地直接成为双方短兵相接，势在必争的焦点，所以太平军方面，凡能动用的兵力，无不投入，由洪仁玕亲自渡江到前线指挥。安庆北面的战场重重包围，陈玉成包围曾国荃；扎营在高路浦的多隆阿包围陈玉成；而新赶到的洪仁玕则屯兵在新安渡至练潭一带，又包围了多隆阿。

　　双方接战，由菱湖水面开始，互有胜负。但岸上的仗，清军打得很好，多隆阿一胜于练潭、再胜于新安渡。而陈玉成想攻破曾国荃，则以凭壕固守，太平军劳而无功。

　　于是太平军重行部署，以挂车河为中心，分左、右、中三路，共三万人发动总攻击，多隆阿首当其冲，分五路迎敌。由于陈玉成“后期”，以致三路皆北。这是四月中旬的事，不久，陈玉成先锋，安徽桐城人的程学启，率领部下千余人，在集贤关投降湘军。程学启是太平军的名将，后来为李鸿章所用，深为得力。

　　到了五月初一，鲍超与成大吉合力攻赤岗岭的太平军；其地在集贤关，共有四垒，鲍超第一天攻破了三垒，守将三人均阵亡。第二天攻残余的一垒，这垒的守将，是陈玉成最得力的部下刘玱琳。因为势孤力弱，弃垒而走，结果为鲍超部下阵斩。曾国藩一次给朋友写信，曾称刘玱琳为“玱琳先生”，不知盗亦有道，值得如此尊称，还是戏谑之词？

　　这一仗下来，曾国荃一军转危为安。太平军则另调杨辅清一军，与陈玉成在皖北会合，预备再举。但菱湖南北岸的太平军八千人，却又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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