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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令叔常有信来吧?”曹雪芹问起在浙江当巡抚的方观承。

  “是的。前几天折差来,还有信。”

  “令叔行遍天下,不但山川形胜,罗列于胸,而且装满了一肚子的奇闻异事。”曹雪芹神往地说:“跟他在一起,真是有趣。”

  “问亭先生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庆恒接口问道:“最近可有甚么奇遇?”

  “奇遇倒没有。”方受畴喝了口酒,爽朗地说道:“不过倒是有一桩快举。”

  “要请教。”

  “杭州有位沈廷芳先生,雍正元年恩科的进士,官至道员,今年秋天告假回籍扫墓,有一天——”

  有一天巡抚衙门派了一名差官,到沈廷芳家拜访,手持一份方观承的请帖,自称“教愚弟”,请沈廷芳赴宴。

  沈廷芳性情狷介,与方观承素无往来;他省道员请假回籍,亦并非一定要拜会本省长官。因而婉言辞谢,无奈差官执礼极恭,又说,如果连请位客都请不动,足见一无用处,妨碍他的前程,无论如何请沈廷芳勉为其难。

  迫不得已,沈廷芳只好答应,到了那天公服践约;不道方观承开中门迎接,延入花厅,首先就请换便衣相见,并请“升炕”,延在上座。沈廷芳执意不肯,正在谦让之间,又报“客到”。方观承仍旧是开中门亲自迎接,进来一看,沈廷芳大为惊异;竟是他的会试同年,已经告终养回海宁州原籍的陈镳。

  相顾愕然之际,方观承开口问道:“两公可还记得二十五年前,雨雪载途之际,邯郸道上有个又瘦又小的穷书生?”

  此言一出,沈陈两人,恍如梦寐,不约而同地问道:“那就是方大人?”

  “不敢!不敢?两公叫我问亭好了。”

  原来雍正元年是清朝开国以来,第二次开恩科。这是宋朝开的例,凡遇国家有庆典,而又在承平之时,考试加开一科,称为“恩科”。在清朝,直到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才开第一次恩科;此非开国七十年中,没有甚么值得庆贺的事,而是为了慎重名器,勿使太滥。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五旬万寿,在位四十年以上,冲年即位,享祚久长,亦是史书上罕见之事,应该要开恩科,但以这年本有正科——三年大比,子午卯酉之年秋闱乡试;辰戌丑未之年,春闱会试,这年干支癸未,人才有限,既有正科就不必再举恩科。

  到了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圣祖六旬万寿,这年乡会试都轮空,徇群臣之请,特开恩科,恩科以会试为准,如果这年癸巳秋闱乡试,会试在明年甲午,圣祖六十一岁,与六旬万寿开恩科庆贺的原意不符,所以礼部奏准,乡会试在同一年举行,而春闱秋闱也倒过来了,二月举行乡试,八月举行会试。

  雍正改元,当然亦可以开恩科,但这年癸卯正科乡试,加上恩科的乡会试,一年开三次科场,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事,所以这一回的恩科,大可不必举行;改为恩正并科,增加取中的名额,是最妥当的办法。

  那知世宗别有用心,即位及有几天,便授意礼部具奏,雍正元年癸卯恩科,于四月乡试,九月会试,十月殿试;雍正二年甲辰正科,于二月乡试,八月会试,九月殿试。加开一科,多一次脱颖而出的机会,这笼络天下士子的苦心,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而另有一层作用,却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

  这极少数的人之中,有一个便是世宗的第一号心腹张廷玉。在开恩科上谕颁布的第三天,他便接替陈元龙而为礼部尚书;因为只有他在这个职位上,才会使得派出去的考官,发生世宗所想发生的作用。

  世宗所想发生的作用是,派赴各省的乡试主考,能够考查他那一省士林中的舆论,是不是在议论他得位不正;有没有反抗的迹象?甚至于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等人,有没有甚么秘密活动?

  雍正元年的乡试,改在四月,而不是像雍正二年的乡试改在二月,是因为乡试主考,按途程远近,一批一批的放出去,最远的先放,在试期三个月,甚至四个月以前,其时已经年近岁逼,马上放主考,亦得初夏才能举行乡试;所以云南主考鄂尔泰,一过了“破五”便已出京——派鄂尔泰到云南,主要的是就近侦察年羹尧的言论行动。

  此外陕西及山西,为通西北必经之地,亦是必须监视查察的地方,因此,陕西正主考放了王国栋,此人是汉军镶红旗人,康熙五十二年的翰林;当世宗居藩时,便在门下。山西正主考放了内阁学士查嗣庭,副主考则是鄂尔泰的胞弟左庶子鄂尔奇。查嗣庭当时与张廷玉一起入值南书房,参与密勿,亦为世宗视作心腹,所以派到由西北往还京师,中途必经之地,而且常作逗留的山西太原。

  这是雍正元年的部署;第二年补行乡会试,又可以再派一批主考出去作耳目,像王国栋,由于元年在陕西颇为卖力,不但由翰林院侍讲升为侍讲学士,而且再度放为主考,派到海防要地且又为考差中最肥的广东。

  当特开恩科的上谕到浙江时,正逢新年;沈廷芳与陈镳都是监生,得到这个喜讯,急急收拾行装,进京应试。先循运河到清江浦,渡过黄河,改走旱道。两人都是寒士,凑合川资,用四十两银子雇了一辆车,往北到红花埠,便入山东省境了。

  由此过郯城、沂州、蒙阴、泰安,过河到了禹城;第二天北行时,发现有个瘦瘦小小、穿一件破棉袍的少年,跟着车走,看他步履矫健,怀疑他有所为而来。于是沈廷芳关照车夫停下来;等那少年走近了,拦住他问:“贵姓。”

  “王。”方观承往返省亲,羞于陈述身世,所以不肯道破真姓。

  “喔,王兄,”沈廷芳看他目光炯炯,顿起好感,便又问说:“从那里来?”

  “从邯郸来。”

  “王兄,”沈廷芳问道:“听你口音是南方人,何以会从邯郸来;又要到那里去?能不能见告?”

  “是,是到邯郸去访友;如今想到京师去观光。”

  赴科场又称“观光”,沈廷芳心想,将来可能跟此人同榜,又多了几分亲切之感;想了一下问道:“王兄,我有句很冒昧的话要问,想来邯郸访友未遇?”

  “何以见得?”

  “倘非不遇,则令友理当为足下稍治行装——”沈廷芳将下面那句“何以一寒至此”咽住了。

  见此光景,方观承笑笑答道:“老实奉告,到邯郓亦非访友,只是看看能不能像卢生那样遇见吕翁而已。”

  他说的那个典故,出于唐朝李泌的《枕中记》,说开元年间,有个卢生在邯郸旅舍中,自叹穷困;吕翁便从行囊中取出一个枕头给卢生,说是枕此而卧,自会荣通如意。卢生听他的话,着枕入梦,梦见作了当时有名的世家、清河崔氏的女婿,中进士入仕,官至河西陇右节度使,入阁拜相,封赵国公,富贵三十余年,告老辞官,皇帝不许,卒于任上。一惊而醒,才知是个大梦;看旅舍主人蒸黄粱未熟。这就是所谓“黄粱梦”,那吕翁据说就是吕洞宾,在邯郸有他的祠堂。

  陈镳一向迷信吕洞宾,因而对方观承亦就大感兴趣了,“王兄,”他笑着问道:“此行可有奇遇?”

  “没有。不过——”

  沈廷芳打断了他的转语;“前面就是尖站。”他说:“奉邀王兄,小饮数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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