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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搜秘(9)

七、对容妃不是香妃一文的回应 　　姜先生的大作，我用他的“三项铁证”就可以将它全盘推翻，无须再看他的著作。”下面谈他的“三项铁证”： 　　第一项，四枚象牙钥匙的问题（原文恕不照引）这是一项不明宫禁规制者所造的假骨董。所谓‘皇上钥匙’，试问此钥匙是皇帝自己掌握，还是指皇帝所居宫殿的钥匙？若是前者，皇帝莫非跟齐白石老先生那样，亲自将家中所有的钥匙悬在腰间？宫殿钥匙，例由各宫的总管太监掌管，帝后妃嫔是不管的；其重要宫门的钥匙，则由“敬事房”掌管。如是后者，皇帝的寝宫不止一处，这把“皇上钥匙”，到底是乾清宫呢？还是养心殿？ 　　又，姜文中说“清史没有文字记载，是因她未从乾隆，且被赐死，故没有册封。”既未册封，何来“香妃”的封号？此种自己打自己嘴巴的矛盾，不知姜先生何词以解？再者明清妃嫔封号，从无用“香”字这种不庄重的字眼者。 　　第二项，香妃“葬在北京南城下之陶然亭东的‘香冢’（高阳按：应作“南下洼”，亦曰“下洼子”，其地在先农坛以西）。在乾隆年间，只有陶然亭，并无香冢，而所谓“香冢”者，不过出土二尺的一方小石碣；相距尺许另有同样的一方，题曰“鹦鹉冢”。《骨董琐记》引《越缦堂日记》谓：“丹阳张春陔御史盛藻所作”。而“天咫偶闻”则进一步谓：“相传香冢为张春陔侍御瘗文稿处；鹦鹉冢则谏草也”。（高阳按：张盛藻字春陔，湖北枝江人，拔贡出身，同治二年补江南道御史。见“清朝御史题名录”，李莼客所记微误。） 　　关于香冢的传说甚多，或曰葬八大胡同名妓蒨云；或曰葬湖北女子李窈娘。谓葬“香妃”亦是其中一说，但此说最不可信。珍妃之死，时人以诗词悼志者，不计其数；是故倘真有“香妃”之如姜先生所说的“忠贞爱国殉节”事迹，如此大好题材，岂有不付诸吟咏之理。但我读过同光年间咏陶然亭的诗，有李慈铭、张之洞、梁鼎芬、郑孝胥、黄节等五家，诗皆七律，但没有一个字提到所谓“香妃”。岂非是“香妃”子虚乌有的反证？ 　　第三项，说郎世宁为“香妃”画过十一幅像，其中有一幅为台北李鸿球先生所收藏，我曾为李先生题过他的藏品，原想把他手中的“香妃”像，借来一观，但看到姜文后面一段，心想不看也罢。 　　十一幅“香妃”画像中，以有乾隆御题七言律诗，及“东阁大学士三等诚毅伯伍弥泰题诗”这一幅最值得注意，但翻一翻《《清史稿》》伍弥泰传，不禁哑然失笑，这幅伪画就历史来说，荒唐得岂有此理；但相信在艺术上，一定具有相当的水平，不然骗不过《雄狮美术》月刊的编辑。 　　现在指出荒唐之处如下： 　　㈠郎世宁殁于乾隆三十一年，而如有“香妃”打围获鹿之事，应在回部初平以后的二十五六年，至迟不会超过乾隆三十年，而伍弥泰授东阁大学士是在乾隆四十九年，这年分上的差异怎么说？ 　　㈡或谓画在乾隆三十年以前，题在乾隆四十九年以后，则试问乾隆何以找出二十年前被赐死的“香妃”画像，命大臣题诗？有甚么明确的证据及理由？就算一时高兴，不必找理由，但亦绝不会命伍弥泰题，因为伍弥泰认不认识汉文都是疑问。遑论题诗；更遑论为诗虽做得不好，但眼界极高的乾隆题诗？ 　　伍弥泰何许人？蒙古正黄旗人、雍正二年袭伯爵，方在幼年，他从当佐领起，一直都是在军旅中服务，一任理藩院尚书，只要懂蒙古文即可；乾隆四十八年，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充上书房总谙达，更为不通汉文的明证。 　　甚么叫谙达？虽亦是皇子的老师，但只教骑射，在上书房是没有座位的，与教汉文的师傅，坐而授书，身分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入阁拜相的伍弥泰，能奉旨题诗，他应该当上书房的“总师傅”，而非“总谙达”。 　　再举一个反证：徐世昌所辑的《清诗汇》，计二百卷，收诗人六千一百五十九家，但翻遍雍、乾、嘉三朝的目录，无伍弥泰之名，可知他不会做诗。 　　更举一个反证：伍弥泰是和珅的外祖父，而伍入阁时，和珅正得宠；乾隆何不命和珅题诗，而要派伍弥泰这个差使？和珅亦会做诗，但清诗汇收其弟和琳、其子丰绅殷德的诗，独遗和珅，因为他的诗近乎“里谚村谣”。乾隆可以让他当翰林院掌院，但从未叫他题过画，做官与学问是两码事，这一点乾隆是最清楚的。 　　总而言之，有关“香妃”的文物，都是假骨董，北平专有这么一班高手造假来骗洋人及二百五的“专家”，如十几年前，大陆的红学专家将《红楼梦》炒热了以后，即有大批与曹雪芹有关的假骨董出现，为我“捉贼捉赃”捉出来的有好几起，大陆红学专家，皆无异词；今年初夏我在北平时，大陆红学领导人冯其庸为我召集了两次众会（无周汝昌。这个胡适之先生的‘关山门’的‘小徒弟’，似乎跟台湾投过去的马璧那样，在我从上海到北平，所接触到的文教界人士，从无人提起过他们），对我的指斥藉曹雪芹来敛财的行径之可鄙可笑，皆持肯定的态度。 　　“香妃”的传说，流播里巷已久；及至“官大表准”的朱总长认为此即“香妃”，而又由等于国立博物馆的“古物陈列所”，公然陈列于武英殿侧的浴德堂，并详加说明，何能令好奇多金的西洋观光客不信？于是假骨董大批出笼矣！ 　　走笔至此，我认为此重公案辨之已明，但犹有不得已于一言者，因为姜龙昭先生最后的一段话，无异指着鼻子骂我造谣生事。如果他仅是骂我，我不在乎，高阳“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挨的骂很多，本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义，不作申辩。但是以对考据的基本修养尚不具备；于清朝的制度人物亦复茫然的姜龙昭先生，居然武断轻率地说，容妃不是香妃，香妃另有其人，那是对孟心史先生及北平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的一种侮辱。他们，或则幽明异路，或则形同敌国，皆不能直接向姜先生作何争辩；不过，他们的蒙谤，事由我起，因此，我不得不向姜龙昭先生提出抗议。如果姜先生对我所驳的“三项铁证”，能提出令人信服的反驳，高阳从此不搞考据，也不写历史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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