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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的故事(5)

　　于振很运气，取在一等之末，复回翰林院当编修。清朝以状元而应词科获高第，具此双重资格者，只于振一人。老师提拔，是其主因，于振的状元，原就是张廷玉取中的。

　　到了第二年——乾隆二年丁已，于家又有喜事。于振之子于敏中，殿试一甲一名。高宗很欣赏于敏中，乾隆二十五年入军机后更是大红大紫，他一直掌度支，三十八年晋文华殿大学士后，仍兼户部尚书。所当过的差使都是阔极一时，如四库全书馆总裁、上书房总师傅、翰林院掌院。又因平金川，他以参赞庙谟之功列为功臣，赏戴双眼花翎，图形紫光阁，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身后并得谥文襄，文臣非有安邦定国之功，不能谥“襄”，在他以前谥文襄者，只有一个洪承畴。

　　于敏中卒于乾隆四十四年，享年六十六岁，而生前之荣忽然转变为身后之哀。事实上他的死因，便很可疑。据说于敏中以微疾告假时，高宗遗医诊视，忽赏“陀罗经被”，这是来自西藏喇嘛，殁后覆盖于棺中的殓具，凡一二品大臣殁于京师者，例赏陀罗经被，不是甚么希罕的荣典。因此，传闻高宗赐此被于于敏中生前，是暗示他自裁。

　　于敏中身后，两次严谴，第一次是乾隆五十一年，高宗读严嵩传，想到乾隆四十六年“甘肃捐监折收”一案，于敏中庇护乾隆朝有名的贪官王亶望；恤典中原曾入祀贤良祠，此时降旨撤出。第二次是乾隆六十年，国史馆进于敏中传，高宗复又想到于敏中结交太监的往事，命将于敏中之孙所承袭的轻车都尉世职撤革。

　　高宗何以追论旧恶如此？已觉可怪。近年读孔德成先生令姐孔德懋女士所著《孔府内宅轶事》，探究有关史料，发现高宗与于敏中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私人关系。

　　《孔府内宅轶事》中有一章，标题为“公主下嫁孔府”，一开头就说：“衍圣公的兄弟不能住孔府，要搬到外面的十二府中去住，但在孔府里却世世代代住着一户外姓亲戚，人称‘于官亲’，住在东学，占有一大片房屋院落。”

　　这于官亲是谁呢？就是于敏中的眷属。孔府相传：乾隆有个女儿，是孝贤皇后所生，对她十分钟爱。这位公主脸上有块黑痣，据相术说，这块黑痣主灾；破灾的唯一办法，是将公主嫁给比王公大臣更显贵的人家，这就只有远嫁孔府了。因为只有衍圣公可以在皇宫的御道上和皇帝并行。皇帝到曲阜后，也要向衍圣公的祖先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礼，这都是别的王公贵族所没有的荣耀。

　　乾隆第一次来孔府时，就说定将女儿下嫁孔府。但满汉不能通婚，为了避开这个族规，乾隆便将女儿寄养在中堂大人于敏中的家中，然后又以于家闺秀的名义，嫁给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孔府的后人称她为于夫人。

　　公主嫁到孔府在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

　　这段叙述，真假搀杂。清朝的家法极严，公主不可能寄养在大臣家，此且不论；要指出的是，高宗十女，孝贤皇后生第一女、第三女；第一女早殇，未封；第三女封固伦和敬公主，雍正九年生，乾隆十二年出嫁，年十七岁，此外，能养大的四、七、九、十等四公主，出嫁的年龄、非十六即十五。乾隆十三年三月东巡回銮时，舟次德州，孝贤皇后与高宗在一次激烈的冲突后，愤而投水自杀；然则于夫人如为孝贤皇后所出，至少应生在乾隆十二年、至乾隆三十七年、已二十六岁；断无公主至二十六岁始出嫁之理。

　　那么，于夫人是不是高宗的女儿呢？是的。不过她的母亲并非后妃；而是孝贤皇后之弟大学士傅恒的夫人。高宗与傅恒夫人私通，福康安就是高宗的私生子，这种公案，我曾有考证；孝贤皇后在德州自尽，亦就是醋海生波所致。

　　因此，于夫人应该是福康安同父同母的胞妹。出生后即由于敏中认之为女，说是由于敏中之妾张氏所生，“东华录”载乾隆三十七年上谕：“于敏中之妾张氏，于例原不应封，但于敏中见无正室，张氏本系伊家得力之人，且其所生次女，已适衍圣公孔昭焕长子孔宪培，系应承袭公爵之人，将来伊女亦可并受荣封，张氏着加恩赏给三品淑人。”

　　张氏受封的理由，完全说不通；而且大臣家的姬妾、皇帝又何以知其为“伊家得力之人”？说穿了一句话，无非酬谢其抚养“公主”之功而已。

　　《孔府内宅轶事》中说，“公主”自恃“毓德高门”，与婆婆不和，想来脾气不大好。于敏中死后两次获咎，很可能是“公主”告的状；而于敏中微恙而蒙赐陀罗经被，暗示其自裁，则更可能是于敏中口舌不谨，泄漏了“公主”的身世之谜之故。

　　七、状元的兄弟

　　清朝的文风，以乾隆年间为最盛，兄弟联翩入词林、膺鼎甲者，不一而足。主试大臣，所以能秉公取士者，高宗的英察，有极大的关系。

　　乾隆六十年乙卯，以登极周甲、特开恩科。会试正总裁为左都御史窦光鼐；取中的第一、第二两本卷子，都是浙江人。另外两名副总裁，认为浙卷连中两本，似乎太多，最好换一本。窦光鼐以脾气固执出名，当时表示“论文不论省”拒绝更换。及至填榜时，会元浙江湖州王以衔，第二名即其弟王以铻。榜发后，群情哗然，说窦光鼐两督浙江学政，事必有私。

　　其时和珅的势焰正盛，以窦光鼐的脾气，是绝不会卖他的帐的。乾隆五十一年窦光鼐第二次当浙江学政时，奉命会同户部尚书曹文埴盘查各州县仓库亏空。和珅关照曹文埴含糊了事，但窦光鼐不听，单独上奏，严劾不法州县，平阳知县黄梅假弥补亏空苛敛，母死之日演戏。高宗得奏震怒，特派首辅亦为军机大臣领班的武英殿大学士阿桂，到浙江查办。

　　阿桂复命，说黄梅九十岁老母生日演戏，当夜病故，窦光鼐所言不实。窦光鼐不服，奏明阿桂只是派属员至平阳查访，本人未到；窦光鼐则亲自赴平阳覆查，取得黄梅勒派富户的捐票，母死不肯发丧，托辞老母生日演戏，表示他并未丁忧，以便仍旧在任。于是阿桂二次赴浙查办，这回证明了窦光鼐所奏不妄；黄梅斩决，阿桂等亦都得了处分。

　　和珅在窦光鼐手中栽了这么一个觔斗，久思报复，这回机会来了，在高宗面前告了他一状。高宗亦有些怀疑，覆试之日，稽察特严。及至名次揭晓，王以衔二等第四，王以铻三等第七十一，覆试凡列等者，皆准殿试。和珅吹毛求疵，说会试卷子中，王氏兄弟都有“王道本乎人情”一语，就是关节。高宗便准王以衔殿试，王以铻不准。及至殿试拆弥封，王以衔中了状元，而读卷官中即有和珅与主纂四库全书的纪昀，高宗便说：“这莫非亦是你们给了王以衔关节？”至此，他确信窦光鼐无私，和珅原想借此兴起大狱，倾陷窦光鼐，亦就变成枉费心机了。

　　除了王以铻、王以衔弟兄会状外，还有弟兄状元榜眼，更为难得。最不可思议的是，哥哥先成榜眼，而弟弟确信后来居上，必中状元，果如所言。

　　哥哥是庄存兴，江苏常州人，乾隆十年乙丑正科榜眼。弟弟叫庄培因，当庄存兴得鼎甲后，庄培因赋诗有句云：“他年令弟魁天下，始信人间有宋祁。”

　　宋朝宋郊、宋祁并称“二宋”，以大小为别。庄培因以小自居，但当年的状元则是大宋；所谓“他年令弟魁天下”，无非自勉更要争气，以期媲美二宋之意，并不算狂妄，而庄培因的妻子便小气得可议了。

　　原来向例三鼎甲得于住宅前建立旗杆，庄存兴中榜眼后建旗杆于住宅之东，庄培因之妻，即指庄存兴“不留余地”；因东居上首，而庄氏兄弟尚未分炊，如庄培因大魁天下，建旗杆于西，岂非状元屈居于榜眼之次？

　　这话有没有道理呢？不妨拿李鸿章兄弟间的一个故事来比较。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奉派为贺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特使，由北京抵达上海，候船放洋。上海道以下的在沪官员，公宴李鸿章于天后宫行辕；其时适李鸿章之兄，卸任湖广总督李瀚章亦在上海，因而亦成为被邀贵客之一。李瀚章先到，坐于次席，李鸿章后到，昂然独居首座。事后有李氏兄弟门下微言以讽，认为“二先生何妨对大先生略让一让”。李鸿章斥之为“公私不分”，他说：“今天是上海官场公宴，非私人应酬可比。我是当朝首辅，又是钦差；如果我论私情，让大先生居我之上，朝廷体制何存？”

　　就此公私之辨而言，显然庄培因的妻子，大错特错。状元虽贵，只是一人一家之荣，既言家庭，长幼有序，弟不可居兄之上，而且科名讲先后，庄存兴早于庄培因四科，不论兄弟，亦是前辈。何况殿试人数，常在三百人左右，其中变量甚多，何能有必中状元的自信？所谓“不留余地”之说，实在是很荒唐的。但造化弄人，居然说大话兑了现，以致荒唐的指责，变成振振有词而已。

　　此外状元的兄弟而居鼎甲者还多，最难得的是“昆山三徐”，顺治十六年状元徐元文、同胞两兄干学、秉义，皆为探花。至于彭定求之弟彭宁求，潘世恩之弟潘世璜；张之万之弟张之洞亦皆为探花，但亦皆为堂房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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