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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的故事(4)

　　庄有恭曾任浙江巡抚多年。其时的书院，一月有三次考课，其中两次为“官课”，即由督抚司道出题主考；有一回庄有恭主持“官课”，为防止生童交头接耳，异想天开地命人以白纸条，一端黏附生童的前额；另一端黏在桌上；令人俯首、不得动弹。

　　庄有恭为人很刻薄，不但出了这么一个虐待的花样，而且还用文字损人。这天是考试帖诗，出的题目叫做“万马无声听号令”，明明贬人为马。

　　杭州的秀才也很不好惹，整人的法子很多。正当大家敢怒而不敢言之际，有人突然击案说道：“奇哉！天然绝对。”略停一下，大声念“万马无声听号令”的对句：“一牛独坐看文章。”

　　一时哄堂大笑，黏额的纸条，尽皆绷断，庄有恭无可如何，类此自取其辱的笑话不一而足。还有一回，有个秀才考到一半，忽然腹痛想如厕。那时的规矩，先要领一支签，进出都要照一下，名为“出恭入敬”，所以读书人家的子弟，都管大解叫“出恭”。

　　此人去领签时，庄有恭疑心有何作弊的行为，不肯给。此人便说：“生员是真有恭，不是‘装’有恭。”装者假装，意谓真的要大解，不是假装要大解。有恭之恭，变成别有所指；这回是轮到庄有恭敢怒而不敢言了。

　　庄有恭与陆润庠，除了四书五经，别无学问；除了八股，别无文章，但状元中做学问的人实在不少，如彭定求、龙启瑞，皆入《清史稿·儒林传》，青史留名，在他们治学的成就，而不是因为他们曾经大魁天下。

　　彭定求字劝止，苏州人。他的父亲彭珑是规行矩步，淡泊自甘的道学君子。彭定求天性纯孝，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中状元授职修撰后，便请假省视老父，居家两年，直到彭珑催促，方始入京销假。服官一年余，复又请假归省，未到家彭珑便已病殁。彭定求自此告病在家。圣祖南巡时，特派太监赐御札，有“汝学问好、品行好、家世好。”其时江南的绅士，在乡多喜欢包揽是非，只有彭定求闭门读书，不管闲事，特为圣祖所称许；特命他到扬州校刊曹寅所主持刻印的《全唐诗》，照现任官升转。彭定求在扬州两年，全唐诗告竣后，仍回苏州，既不进京、亦不销假，一意讲求阳明之学。他曾从理学名臣汤斌受业；汤斌当江苏巡抚时，清廉无比，外号“豆腐汤”。彭定求晚年感念师门，常作“豆腐会”，邀老友讲学论道。平生著作甚丰，殁于康熙五十八年，享寿七十五岁。

　　彭定求殁后第八年的丁未，他的孙子彭启丰中了会元，殿试在进呈十本中，居第三。这与他的祖父“两同”，彭定求亦是会元，殿试本为第三，由于策论中对圣祖有规谏之语，拔置第一。世宗得位之初，事事要学“皇考”，因而亦将彭启丰由第三改为第一，祖孙同为会元、状元，有意制造一重佳话。彭启丰一生的经历，多在考试、教育方面，五典乡试、三主学政，官至尚书，享寿八十有四。生当承平盛世，富贵寿考，不必有赫赫之功，亦不负一生了。

　　六、父子叔侄六状元

　　由祖孙状元联想到父子叔侄，是否亦有先后夺魁的佳话？有的，父子状元有一对，叔侄状元有两对。且从后者谈起。

　　第一对叔侄状元是浙江湖州府德清县的蔡启僔、蔡升元。蔡启僔于康熙八年冬天赴京会试时，路经淮安府山阳县，县令是他的乡试同年，投刺拜访。那县令只以为是来打抽丰的，在名刺上批了四个字：“查明回报。”门房少不得加以盘问，蔡启僔一怒而去。第二年庚戌科，先中会元，后中状元，山阳县令才知道得罪了贵人，具了一份厚礼补过。蔡启僔拒而不受，在礼帖上写了一首诗：“一肩行李上长安，风雪谁怜范叔寒？寄语山阳贤令尹，查明须向榜头看。”

　　唐熙二十一年壬戌正科，其侄蔡升元殿试夺魁，上距启僔胪唱十二年，故蔡升元赋谢恩诗；有“君恩独被臣家渥，十二年间两状元”之句。一说此诗为升元之父启贤所作。

　　另一对叔侄状元为翁同龢、翁曾源。翁同龢为咸丰六年丙辰正科状元，两为帝师，得君甚专。晚年为刚毅、荣禄所排挤，被逐回常熟、凄凉以终。我曾为他写过传记，这里就不多说。

　　翁同龢为大学士翁心存幼子，其长兄翁同书，翰林出身；咸丰三年帮办江北军务，以克瓜州功、获赏黄马褂。八年授安徽巡抚，同治元年，节制五省军务的钦差大臣曾国藩，奏劾翁同书于定远失守时，弃城走寿州，而寿州复陷。其时的曾国藩，所请无不准、翁同书被逮至京下诏狱。会王大臣会审，恭王岳父大学士桂良主从严，因而定罪为“斩监候”。

　　其时翁心存年逾古稀，何能承受这样的刺激？虽然这年同治建元，照例“停勾”，翁同书这年可以不死，但明年又如何呢？老年人有这样一个痞块横亘在胸中，真有生不如死之感。入冬终于卧疾不起。两宫懿旨，特释翁同书回家视疾；到得出狱，父子得见最后一面，但翁心存已入于弥留状态，是否知道长子暂释，不得而知。

　　翁心存身后的恤典甚厚，除准翁同书在家穿孝百日再入狱以外，特赏翁心存的长孙，亦就是翁同龢的长子翁曾源为进士，准一体殿试。这翁曾源书念得很好，但有一样要命的毛病——羊角风。而且相当严重，说来就来。有了这项毛病，注定不能参加考试，否则，闱中发病，难保没有性命之忧。因此只是捐了个监生在家读书。咸丰六年，宣宗实录告成，在事诸臣优叙，翁曾源因而蒙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实际上并未入闱。及至蒙赏进士后，第二年癸亥恩科，殿试只有一天，家人决定让翁曾源去试一试。

　　入宫以后，一直到天黑，未见翁曾源的踪影，翁同龢及其他接场的亲族，都焦急得不得了，一直到“戌初三刻”，也就是七时四十五分，才见他出宫。显然天黑以后还能写大卷子，保和殿中是有人照应的。

　　问起翁曾源殿试情形，是身体很好，大卷子没有错字，这就有前十名之望了。三天以后，进呈十本拆弥封，前十名实时召见，名为“小传胪”。翁曾源一早入宫听宣，居然中了状元。这是八员读卷大臣于翁心存、翁同书、翁同龢都有相当的渊源，有意帮忙。但亦只有嗣君冲龄，太后临朝，才敢于如此。且不说在雍干两朝，断乎不敢；即在嘉、道两朝，亦不见得敢轻易尝试，因为出了个羊角风状元，不但是个笑话，而且有此疾者，绝不能服官，然则拔之以魁多士的作用何在？皇帝只要如此诘责，而无法“明白回奏”，则严谴立至。

　　翁曾源之中状元，在中国科举史上，创造了好几项纪录：第一、是从未进过贡院（乡会试闱场）的状元。第二、是唯一由监生一跃而中的状元。第三、是唯一未曾任过官职的状元——在他中状元时，他为他祖父所服的丧未满，自然不能到翰林院受“修撰”之职，以后亦始终只领虚衔。

　　最后要谈一对父子状元，都是具神秘色彩的人物。父名于振，字鹤泉，江苏金坛人，雍正元年癸卯恩科状元。这一科三鼎甲俱命在南书房行走，事属特例。世宗得位不正，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措施，需要在南书房亲自指挥处理，凡奉派在南书房行走的翰林，如果缜密小心，则一路荣升，官符如火；否则便有杀身灭门之祸。如雍正四年江西主考查嗣庭，原来即是南书房翰林，当他奉派至江西时，世宗另派副主考俞鸿图监视，途中可能搜查到查嗣庭泄漏机密的确据，以致被祸。

　　雍正二年甲辰补行元年癸卯正科会试，于振奉准为河南乡试副考官，四年十一月提督湖南学政，未几降调为行人司副。明朝的官制有行人司，长官正副二人，行人司副从七品，清沿明制，于乾隆十三年废止。于振原为修撰从六品，改行人司副则为降二级调用。原因要查“雍正朱批谕旨”才知道，他未经奉准，擅增武秀才的学额，且已取中，事情搞得很尴尬。世宗朱批：“新进小臣，无知孟浪，未经奉示，何得专擅？已交该部察议矣。”获咎之因如此。

　　如果从六品的修撰，降调为从七品的检讨，则仍在翰林院；一调行人司副、何能再成翰林？说来也是造化弄人，于振居然复为翰林——雍正十一年踵康熙十八年己未故事，举“博学鸿词”制科，除现任翰林以外，无论已仕未仕，经三品以上京官及督抚学政保荐，即可应试。于振符合举荐资格。

　　这一次的词科，延到乾隆元年丙辰九月，方始举行。但丙辰词科与己未词科，用意完全不同，前者旨在将隐于岩壑的前明义士延揽出山，所以录取从宽；而丙辰词科，原就是世宗的一种“阳谋”，想引出曾静、汪景祺这类人物，以便铲除，所以下诏一年以后，尚仅河东总督举一人、直隶总督举两人。世宗降旨，切责诸臣观望，于是举列两百余人，诰命一年之内督集京师，先至者月给钱米，及至齐集，已在乾隆建元以后，特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吏部侍郎邰基阅卷。

　　凡是三考出身的进士，对于未受场屋之苦，一飞冲天的“征士”，都采取排斥的态度，此在康熙时已然，以朱竹垞的渊博多才，尚且被目之为“野翰林”，可见此辈的心态。因此由张廷玉主持的丙辰词科，托慎重之名，行摈弃之实，应试者一百九十三人，取中一等五名，二等十名；次年七月补试二十六人，取一等一名，二等三名。总计一等六名，授职编修；二等十三名，授检讨、庶吉士不等。淹通经史，或文章词赋知名海内的绩学能文之士，如入《清史稿》儒林传的程廷祚、桑调元、顾栋高、沈彤等；入文苑传的厉鹗、刘大櫆、李锴、胡天等均未入选，颇失士林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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