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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家(13)

　　因此，孔继汾的考定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为突破司马迁以来，一千八百余年陈陈相因、固结不解的谬误，就学术的观点而言，真是值得浮一大白的快事。可惜，这份非凡的成就，竟因帝制的淫毒而埋没不彰，直至民国四十一年，帝制早不存在，而犹不得昭雪，受到应有的珍视，令人扼腕三叹！

　　孔继汾的《阙里文献志》，在他生前死后，皆获得高度的评价，如七十一代衍圣公孔昭焕序云：“门分类别，薙繁辨误，言不越六十万而二千三百余年之事，灿然大备。”所谓“辨误”，最要者莫如孔子的生年。而此书于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进呈御览，书前附有“进书折子”。如众所知，乾隆是最喜欢在文字上吹毛求疵的，如孔继汾“辨误”的理由不够充分，孔昭焕即不敢贸然进呈，否则轻则遭乾隆驳斥训诫，重则可以诬罔论。

　　至于身后，由于孔继汾此作，成为禁书，罕见流传，四库全书固摒而不录，私人著作中亦未见有论述者，直至民国五十六年五月，始见钟鼎文化出版公司据初刻本景印，孔德成先生做学问的同道，且为知友的屈万里先生，为此书作跋，以为在所有专述阙里文献之作，“网罗弘富，剔抉精审，卓然迈越前修者，则止堂先生此书是已。”

　　“止堂”为孔继汾别号，屈万里先生根据他所能获得的资料，述其成书经过如此：“其辑是编也，参稽群书，提要钩玄无论矣；即残编脱简，金石断烂之文，亦莫不掇拾摩娑，手自著录；又复稽之故家遗老，以辨证所闻；凡历十六载而后成。搜讨之勤如此，撰述之慎又如此！”这样一部书，如还不能获得肯定，试问，学术的是非何在，人间的公道何在！

　　十、重新认定孔子的生日为国历十月九日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亦即周灵王二十年，周正十月，夏正八月二十一日庚子，应已成为无可争议的定论。这一天推算为国历，应是双十国庆前一天的十月九日。

　　程发轫教授所提出的“孔子诞辰换算为国历九月二十八日之说明”全文载于民国四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中央日报，最后一节为“三种推证”：即用“儒略周日”、“庚子干支”、“诸宿七曜”三种方法，推算以证明鲁襄公二十二年周正十月二十七日庚子，换算国历为九月二十八日。其第三种“诸宿七曜”为推算星期，暂置勿论，我现在用同样的方法，来推证鲁襄公二十一年周正十月二十一日庚子，为国历十月九日。

　　一、程发轫说：“孔子诞生之日（襄公庚戌年国历九月二十八日）为儒略周日一五二〇四四七日，今年（民国四十一年壬辰）国历九月二十八日之孔诞，为儒略周日二四三四二八四日，两数相较为九一三八三七日，是孔子自降生到今年孔诞共九十一万三干八百三十七日，以癸卯元之岁实除之，恰为二千五百另二周年，而无余日（小余在前算八二六一三六五内），是为日数与年数之密合，自不能有一日之增减。”

　　高阳说：我亦以民国四十一年为推算的坐标，孔子诞生之日（鲁襄公己酉年国历十月九日）为儒略周日一五二〇〇八七；民国四十一年壬辰国历十月九日孔诞，为儒略周日二四三四二九五，两数相较为九一四二〇八日，是孔子降生至是年诞日，共九十一万四千二百另八日，以雍正癸卯元之岁实除之，恰为二千五百另三年，而无余日（小余在雍正癸卯所算之八二六一三六之内），是为日数与年数之密合。

　　按：日月运行，不能恰如历法所定的日与时故年有余日，谓之大余；日有余分谓之小余，积余成闰，但阴历积大余，阳历积小余，凡在九百四十分以下，皆暂可不记。兹将程发轫说与高阳说的数据，列逆推的公式如下：

　　A913837÷2502∥365.2426
　　B914208÷2503∥365.2449

　　以上AB两式的小余，仅差零点零零二三分，则以照孔继汾的考定，孔子得年七十四，而司马迁将他少算了一岁，一年之差，小余亦随之而小了。

　　二、程发轫说：“孔子生于庚戌年周正十月庚子日，以六十甲子除九一三八三七日，得一万五千二百三十个甲子周，尚余三十七日，由庚子顺数至三十七日而为丁丑，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其干支恰为丁丑日，是为日与干支相合。”

　　高阳说：孔子生于己酉年周正十月庚子日，以六十甲支除九一四二〇八日得一万五千二百三十六个甲子周，尚余四十八日，由庚子顺数至四十八日为戊子，民国四十一年十月九日，恰为戊子日。

　　谈论至此，产生一个既严肃亦有趣的问题，为学如积薪，后来居上，谱录之作，向来后胜于前，亦几成定则，那么，既有孔继汾这部较孔宗翰进步之作，何以不用？

　　我以为这“不用”绝非故意摒拒，而是根本未经寓目。其时正当仓皇播迁，喘息甫定，文物未备，而《阙里文献志》既为禁书，除非藏有此书且为有心人，才会携带来台；程发轫教授一定未见此书，否则，考据以新说易旧说，必先破而后立，孔继汾既已否定了《孔子世家》所记，则程发轫以为孔继汾主谷梁所记为不足据，理应先有所破，而竟只字不提，可见根本不知有孔继汾之书。

　　有趣的疑问是，孔德成先生是否知有此书？我想一定知道的，知而不言，其故何在？或许孔先生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衍圣公府最重家法，《阙里文献志》既成禁书，为孔宪培下“牌令”收缴，任何人不得收藏，自亦包括衍圣公本人在内；如孔德成先生出示祖遗此书，岂不表示孔宪培先已知法犯法？是否有此层难言之隐，姑作悬揣，要请孔先生赐答解惑。

　　现在回到严肃的一面，儒非宗教，但孔子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与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同等，日本、德国皆有奉祀孔子的殿堂。孔子的年龄对于汉学界的研究工作，有相当的影响关联。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历史以求真为依归，司马迁所造成的谬误，既经孔继汾廓而清之，乃复以乾隆的淫威而使得已告澄清的真相，重受蒙蔽，政府主管教育文化的部门，以及学术界人士，允宜对孔子的年龄及生日，重新考正认定，透过适当的管道，明告天下，咸使闻知。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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