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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五

  我们的家,在龙江街,龙江街二十八巷的巷子底里。就如同中国地图上靠近西伯利亚边陲黑龙江那块不毛之地一样,龙江街这一带,也是台北市荒漠的边疆地区。充军充到这里来的都是一些贫寒的小户人家。我们那条巷子里,大多是一些不足轻重的公家单位中下级人员的宿舍。两排木板平房,一栋栋旧得发黑,木板上霉斑点点,门窗瓦檐通通破烂了,像一群褴褛的乞丐,拱肩缩背,挤在一堆。左边第一栋是秦参谋家,一扇大门给台风刮掉了,一直没有补上,好像秃着嘴巴,缺了一颗门牙似的。秦参谋喜欢坐在大门缺口一张矮凳上,手里抱着一把胡琴,自拉自唱,据他自己说他唱的是麒麟童麒派,嗓子沙哑得患了重伤风一般。去年他中了风,脸走了形,嘴巴歪掉了。可是他仍奋力的唱着《逍遥津》,很苍凉的在喊:欺寡人——。他一张嘴,下巴便好像掉下来了似的,一脸痛苦不堪的神情。

  右边第一栋住着萧队长和黄副队长两家,萧太太和黄太太吵了十几年的架,因为两家共享一个厨房。常常在深夜里从她们厨房中传出来一声声有板有眼的砧板咒。橐、橐、橐的刀声,配着尖厉的诅咒,在寒风中,听得人毛骨悚然。萧太太是大块头,声音宏亮,总是占上风。黄太太却干瘦得像只缩了水的黄瓜,一径瘪着嘴,泪眼汪汪,满面凄苦,好像给萧太太咒得永世不得超生了似的。大概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一家家传出来,都是怨声。我记得,那么些年,我们那条巷子好像从来没有安宁过。这边哭声刚歇,那边吆喝怒骂又汹汹然扬了起来。然而我们那条二十八巷,却是一条叫人不太容易忘怀的死巷,它有一种特殊的腐烂臭味,一种特殊的破败与荒凉。

  巷子两侧的阴沟,常年都塞满了腐烂的菜头、破布、竹篾、发锈的铁罐头,一沟浓浊污黑的积水,太阳一晒,郁郁蒸蒸,一般强烈的秽气便冲了上来,在巷子里流转回荡。巷子中央那个敞口的垃圾箱,内容更是复杂。常常在堆积如山的秽物上,会赫然躺着一只肚子鼓得肿胀的死猫,暴着眼睛龇着白牙;不知是谁家毒死的,扔在那里,慢慢开始腐化;上面聚满了绿油油一颗颗指头大的红头苍蝇,人走过,嗡地一下都飞了起来,于是死猫灰黑的尸身上,便露出一窝白蠕蠕爬动的蛆来。巷子是黄泥地,一场大雨,即刻变成一片泥泞,滑叽叽的,我们打着赤足,在上面吱吱喳喳的走着,脚上裹满了泥浆,然后又把黄滚滚的泥浆带到屋里去。如果天气久旱,风一刮,整条巷子飞沙走石。于是一家家破缺的墙头撑出来的竹篙上,那些破得丝丝缕缕的尿布、三角裤、床单、枕头,在黄蒙蒙的风沙中,便异常热闹的招翻起来。

  这条死巷巷底,那栋最破、最旧、最阴暗的矮屋,便是我们的家。前年黛西台风过境,把我们的屋顶掀走了一角。我跟父亲用一块黑色的大油布铺在漏洞上,遮盖起来,上面压了许多红砖头。雨下得大,屋内还是会漏的,于是铅桶、面盆、有时连痰盂也用上,到处接水。如果雨一夜不歇,屋内便叮叮咚咚,响到天明。我们的房子特别矮,阳光射不进来,屋内的水泥地分外潮湿,好像一径湿漉漉在出汗一样,整栋屋子终年都在静静的、默默的,发着霉。绿的、黄的、黑的,一块块霉斑,从墙脚下,毛茸茸的往上爬,一直爬到天花板上。我们的衣服,老是带着一股辛辣呛鼻的霉味,怎么洗也洗不掉。

  然而父亲却说,我们能够弄到那样一栋房子,已经是万幸了。民国三十八年,父亲那个兵团在大别山和八路军交战,被围困了一个多礼拜,救兵赶不到,父亲被俘虏了。后来逃脱,来到台湾,革去了军籍。幸亏父亲一个旧日的老战友黄子伟黄处长,卖了一个人情,才让父亲暂时栖住在这栋矮小破烂的宿舍里。差不多每个星期天,父亲都到隔壁二十六巷黄子伟叔叔家里去,去的时候,总是拎着一瓶红露酒,一包盐脆花生;然后和黄叔叔两人对坐着,用水碗子装酒,你一碗我一碗的猛灌,嘴里的花生米嚼得克咔嚓咔嚓。父亲本来就是一个刚毅木讷、不善言辞的人,喝了酒,更加一句话也没有了。他默默的坐在那里,一脸紫胀,两眼通红,一直挨到太阳下去,屋内黑了,父亲才立起身来,干咳一声,说道:“呃,不早了——”

  “在这里吃饭吧,”黄叔叔也立起身来。

  “改天再来。”

  父亲也不等黄叔叔回话,便踏着他那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步伐,昂然离去。他的胸脯夸张的挺着,头高扬到滑稽的地步,一双穿得张了口的旧皮靴,踏在地上,发着啪哒啪哒空洞的响声。

  据说父亲从前打日本人是立过功勋的——这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讲到“长沙大捷”那一仗,突然间会变得滔滔不绝,操着他那浓浊的四川土腔,夹七夹八口齿不清的吐出一大堆我们半懂不懂的话来。他那张磨得灰败、皱纹满布的黑脸上,那一刻,会倏地闪起一片骄傲无比的光采。父亲说,那一仗下来,长沙郊外那条河河水染得通红,他那柄马刀,砍日本人的头砍得刀锋卷起。他房中案头上一张全身戎装的照片,捆着斜皮带,穿着长筒马靴,手里捧着一顶穿了几个弹孔的日军军盔,脸上露着胜利的得色。那张照片,便是在长沙郊野战场上拍的,地上七横八竖都躺满了士兵的死尸。

  那时父亲刚升团长,并且还受了勋。父亲的床头搁着一只小小的红木箱,箱子用一把铜锁锁住,箱子里便珍藏着父亲那枚二等宝鼎勋章。在我考上育德中学高中那一年,有一天,父亲把我召进他房中,郑重其事的把他床头那只小红木箱捧到案上,小心翼翼的将箱子打开,里面搁着一枚五角星形的红铜镀金勋章,中间嵌着蓝白两色珐琅瓷的宝鼎。镀金已经发乌了,花纹缝里金面剥落的地方,沁出了点点铜绿来。系在顶角的那条红蓝白三色缎带,也都泛了黄。父亲指着那枚旧勋章,对我说道:“阿青,我要你牢牢记住:你父亲是受过勋的。”

  我觉得那枚勋章很好看,便伸手去拿,父亲将我的手一把挡开,皱起眉头说道:“站好!站好!”

  等我立正站好,双手贴在裤缝上,父亲才拿起那枚勋章,别在我的学生制服衣襟上,然后他也立了正,一声口令喝道:“敬礼!”

  我不由自主,赶忙将手举到额上,向父亲行了一个举手礼。我差不多笑出了声来,但是看见父亲板着脸,满面严肃,便拚命忍住了。父亲说,等我高中毕业,便正式将那枚宝鼎勋章授给我。他一心希望,我毕业的时候,保送凤山陆军军官学校,继承他的志愿。

  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军人,除了冲锋陷阵以外,别无所长,找事十分困难。又是靠黄叔叔的面子,才挤进了一家公私合营的信用合作社,挂了一名顾问的闲职,月薪三千台币。在机关里,他连张办公桌也没有的,其实用不着天天去上班。可是父亲每天仍旧穿着他那唯一一套还象样的藏青哔叽中山装,手臂下夹着一只磨得泛了白拉链只能拉拢一半的公事黑皮包,跑出跑进,踏着他那僵硬的军人步伐,风尘仆仆的去赶公共汽车。父亲跟旧日的同僚,通通断绝了来往。有一次,有两个父亲的老部下到我们家来探望他,父亲穿着内裤躲进了厕所里,隔着门对我悄声命令道:“快去告诉他们,不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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