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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家园

中国并不一直是个统一的国家，大分裂时代就长达三百八十六年，小分裂时代也有七十三年。但因为当时的政治制度和军事技术，都不能严密的封锁，所以边界上商贩来往，从没有长期断绝。可是一九四九年，共产党的人民政府在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的国民政府败退到台湾，仍保持中华民国的国号和年号，以海峡为国界，双方连一封信、一个字，都不能飞渡。 　　两岸突然解仇，使人震惊于万物不断蜕变的本质。大陆欢迎台湾同胞前往大陆探亲，台湾不但准许台湾同胞前往大陆探亲，更开放前往大陆投资经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突破，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国共血腥内战。 　　我于一九八八年九月，和香华重回大陆，先从香港直飞上海。回忆四十年前，上海四号桥警察公墓难民营那段日子，以及吴文义先生带我到台湾的往事。上海是我最后离开大陆的城市，又是回到大陆第一个踏上的城市，面对眼前的光景，不禁感慨万千。一向，国民党和共产党见面，总有一方是被绳捆索绑，想不到一夕之间，双方都能这样友善和睦，真得感谢新时代的来临。 　　这么美好的开始，却被我的性格破坏。我和香华到上海的第三天，就提议拜访正在受严厉批斗的王若望。上海作家协会主席茹志鹃女士，这位出面邀请我们来访的东道主，一口回绝，说王若望回山东去了，不在上海。不久我却从小道获知王若望仍在上海的消息，便直接前去访问。我之坚决要看王若望，只是同病相怜，既没有政治意义，也没有文学意义。但是，却因此与茹志鹃女士决裂，重返大陆的第一站，就如此的不愉快。 　　多少年后，我也责备自己鲁莽，这是两岸文化初次接触还没有默契的阶段。我这个野生动物在台湾横冲直撞，撞进了监狱，现在到了另外一个刚开放的陌生社会，竟贸然提出要会见被孤立的异议份子，茹志鹃当然惊慌失措。我完全忘了出狱后的那几年，有外国记者要求新闻局安排访问时，新闻局都推辞说，他们既不知道我的住处，也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 　　当上海不欢而散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我们就再没有招待单位，开始尝到疏淡的滋味，不过，我们反而交了一些新朋友，很是忙碌。 　　北京的中国作家协会还安排了记者会，一位和我们相处很好的小姐，告诉我们说，她们接到写柏杨的指标是：要少报导，最好不报导。不过，《人民日报》在我们抵达的次日，就把我们到北京的消息发布出来，一位文化官员告诉我：《人民日报》是全国性政治报纸，从不报导台湾作家行踪，你们是例外。我也因此对大陆新闻写作自由尺度，得到了解。 　　北京已变得与四十年以前大不一样，只有古老的胡同，仍是当年情景，我特地前往住过的口袋胡同二号凭吊。当初的主人魏国瑞夫妇以及东厢住的常咸六夫妇，都已化成幻梦。西厢当初住一位军官的太太，挺着大肚子等候丈夫归来。他最后归来了没有，没有人知道，现在只是另一位穿着陈旧的年轻女人，在屋檐下蹲着洗衣服，茫然的看着来去自如的我们，一句话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问。我走到大门，回想四十年前离开北京那一天的早晨，天色未明，常咸六和杜继生等送我到门口。杜继生忠厚木讷，当时，他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和一位美丽的北京姑娘辛蕙芳结婚，一对金童玉女，人人羡慕。可是，千不该万不该，他送了一件棉袍给一个逃亡的反动份子，使他惹下麻烦，他被共产党“专政”批斗三十年，不能抬头。直到一九八五年，才算平反，安置在石家庄河北省教育学院当副教授，稍后退休，摔断了腿，又转成静脉炎，妻子半身瘫痪，不能言语，我两次去大陆都没能见到他，但我们终于取得了联系。 　　离开北京的前两天，在北京的台湾同乡会宴席上，我表示渴望能前往民主同盟总部作一次参观。因为我是在台北调查局特务刘展华监督之下参加民主同盟的，如果藉此机会能够看一眼民主同盟总部是方是圆，死也瞑目了。台湾同乡会长热心的说，她愿意代为安排。 　　第二天上午，我和香华就接到民主同盟的请帖。晚上，就在民盟总部，见到了久仰大名的民盟主席，也是当天做主人的费孝通先生。其余在座的都是民盟的高级官员，三〇年代、四〇年代全国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菁英，也都是在共产党无穷的运动中，被整肃过的对象。 　　对香华而言，她完全不知道在座的人的来历，索性不听大家的谈话，只顾一面吃东西，一面看她手中的一本书。半个小时后，用敬佩惊讶的眼光望着我，低声说：“这本书写得真好！” 　　我随手接过来，是一本抗战时《大公报》派驻伦敦的特派员萧干先生的大作，这才发现当年可望而不可及的萧干先生也在座，不禁啼笑皆非说：“你连萧干先生是谁都不知道？” 　　香华一脸茫然，我这才感觉到，海峡两岸隔绝得这么彻底。 　　下一站，我单独的返回故乡——河南辉县，香华则直接去西安，在毛毛处等我去会合。我就这样的回到了匆匆离开四十余年的故乡，正应验了一首唐诗，不过，只改一个字，就更符合眼前情景：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已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 　　两岸开放后不久，我就教冬冬在幸而还没有被铲平的祖坟上，为父亲立下一碑，纪念我的哀思： 　　这里安葬的是郭学忠先生及夫人，也是我的父母，我没有见过母亲，但父亲于一九四〇年在这里入土的时候，眼看灵柩冉冉下降深穴，我曾经抢地痛哭。而今（一九八八），大姐育英、二弟德漳，均已病故，大妹育俊、三弟德洋、幼妹育杰，不知流落何方，音信全无。事实上我非长子，长子汴生，幼年早夭，可惜我记忆模糊。已逝之人，当在地下见父，未逝之人，凭墓哀悼。我于一九四九年远移台湾，将来也葬台湾，子孙永难再归故土。父死之年，五十有七，儿今已六十有九，为我父立此一碑，如果幸得保存，作为海峡两岸郭门一线相牵，血浓于水，但愿两地后裔，相亲相爱。 　　◇ 　　我在冬冬和她的家人带领之下，就在碑前，向父亲的坟墓下跪叩头。当初父棺下葬时，我的哭声已远去天际，四十年后归来，泪已流干，只剩百感交集。 　　我回到当初读书的县立小学，看到书架上摆满北京友谊公司出版的《柏杨版资治通鉴》，回想读五年级时，第一次向上海北新书局购买当时新文艺作品的情形，历历仍在眼前。我读五年级时那栋教室仍在，只是看起来是那么小，当时同班同学，除了邓克保外，一个也不复记忆，只克非先生坐在讲台上的影子，和侯万尊先生的手板，一幕幕升起。 　　回到故居，“老司院”广场已经不见，乱七八糟的塞满了房舍。冬冬引导我走一条小巷，最后才走到老宅，大体上仍保持当年形状，住着不少人家，那些乡亲仰起脸，表情木然，没有欢喜，也没有惊愕。我原来住的大厅南厢房，却空荡荡寂无一人，对面有张大床，就是姥姥睡的那一张吧！霎时间，彷佛看到她把缠过的小脚泡在尿盆里，悲惨的仍在呼喊。我走到北厢房，那是表婶住的地方，当初她就隔着中庭，拉大嗓门给我讲故事，想探听她的行踪，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故居被瓜分四十年，我想多站一会凭吊儿时往事，却无法停步，有一种不能承受的陌生感使我窒息，隔离得太久太久了。同辈、玩伴，一个不见，环绕在四周的是深深的代沟，没有共同回忆，也没有共同言语，好像又是异乡。 　　在北京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辉县为我立了一个胸像，大陆作家牧惠先生问我怎么处理，我脱口说：“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建议拆除！” 　　但是，回到辉县时，却发现像已竖起，而又没有人询问我的意见，冬冬把揭幕时的报纸拿给我看，当时确有一番盛况。我内心升起一种特别的情绪，有几分激动，有几分感伤，也有几分感激。 　　——三年后的一九九一年，北京《解放军报》对我发动攻击，几个月后，香港《明报》和台北《联合报》报导说：像被拆掉。我写信回去请冬冬查看，果然不见了，为什么拆？什么时候拆？什么人拆？拆除后丢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件事！ 　　我又回到开除我的百泉初中，当年的建筑所存无几，寻寻觅觅，校长不在，书记李春亭先生郑重的招待茶点，我怀念起当年的梁锡山先生、刘月槎先生，辜负他们教诲，那时太小，又没有人扶我一把…… 　　下榻百泉宾馆，一天夜深，客人散去，我脱光衣服洗澡，才发现并没有热水，家乡十月末的酷寒使我受了凉，得了严重感冒，从辉县到郑州，从郑州到西安，从西安到香港，然后带回台北，过度的疲劳，不知道节制的应酬，加上水土不服，故乡气候已不能适应。 　　离开辉县，冬冬陪伴我前往西安探望毛毛，住在西安人民大厦。按照原定的计划，本来还要前往重庆，经三峡到武汉，但感冒已使我无法行动，困顿昏睡，四肢无力，所以决定由西安直飞香港返台，只好向热情挽留的当地朋友解释说：“出门快一个多月了，有点想家。” 　　“你家不是就在河南吗？” 　　“不，我家在台湾。” 　　离西安那天，一早，毛毛、冬冬，和大陆作家周明先生、诗人晓钢女士一行人，把我们送上飞机。四十年隔绝后，第一次重返故乡，就这样匆匆结束。唯一的遗憾是：女儿的母亲们先后去世，姐姐也稍早去世，只留下一个不识字的甥女窦芳爱。往日种种，遗恨留到黄泉。两个小时的航程后，我们在香港着陆，当飞机轮胎和地面摩擦的声音停止时，飞机上响起一片掌声。隔着旅馆的窗子，俯眺香港的街道，一片繁荣，忽然感觉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心情安定下来。 　　回到台北，把这次返乡之行，写了一本十二万字的报导，定名《家园》，在台北《中国时报》发表，出书后，封面上题下几字副题： 　　大陆可恋 　　台湾可爱 　　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园 　　◇ 　　再想不到，这几句话也会出麻烦。台北《远望杂志》一向刊出我是他们的顾问的，《家园》出版后不久，我就被他们开除，名字从杂志上消失，没有一声通知。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这几句话有什么不对，和冒犯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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