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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爱荷华

开始写《通鉴》的第二年（一九八四），我和香华接到美国爱荷华大学的邀请，参加该校为期三个月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于是再度赴美。在爱荷华五月花大厦宿舍里，我每天埋头的，仍是继续翻译《资治通鉴》，香华因为会说英语，有用武之地，总是找时间访问其他国家作家。这项写作计划的主持人，是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先生，和他的华裔妻子聂华苓女士。五〇年代，聂华苓是雷震先生的助手，主编《自由中国》文艺版，她跟我是二十年以上的老友，自然成为他们家的座上客。当时中国作家，无论海峡的哪一岸，有一项共同的特征，个个都是烟枪。我很少看到世界上有这样爱妻子的丈夫，安格尔自己不吸烟，但他却纵容他妻子的中国朋友，把家里搞得烟雾迷漫。华苓喜欢朋友，所以安格尔经常储备一条烟，以防中国作家一旦口袋里烟抽完的时候一哄而散。而爱荷华华裔的北京饭店店东裴竹章先生，他捐一笔巨款给爱荷华大学，指定作为邀请柏杨夫妇之用。这位从来没有回过祖国的韩国华人，从北韩到南韩，再从南韩到美国，他唯一的盼望是，盼望他的祖国更好。 　　就在爱荷华唯一的一次演讲，我讲了《丑陋的中国人》，一向，在任何地方演讲，无论讲得多么烂，总会有一些礼貌性的掌声，这次演讲以后，只有椅子纷纷移动的声音，听众静悄悄的起立散去。平时习惯于演讲后为读者签名，那一次也没有这种荣耀，连主席都觉得不好意思，搭讪着把我送回五月花公寓。 　　一个星期后，一位南美作家把两卷录音带交给我，说：“一个中国学生要我把这两卷带子交给你。” 　　那是《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录音，我请吕嘉行先生代为整理。感谢邀请单位没有把录音带销毁，否则的话，未必有再一次的讲出机会，也不可能有《丑陋的中国人》一书问世。 　　——就在前一年，我坐了两个小时的火车，从台北到台中东海大学讲同样的题目，大礼堂满座，前几排全是教官、教授，事前主办单位答应给我一卷录音，可是除了开头几句话外，全部空白。 　　讲演后的第二个月，美籍华裔作家江南先生，被从台北国民政府安全局派出的杀手狙击。案子没有破时，凶手是谁，已呼之欲出。我们在返台湾途中，经过旧金山时，向江南遗孀崔蓉芝女士致哀，并写一诗悼念老友，也同时自伤： 　　枪声三响撼金山　我来湾北哭江南 　　陡觉浑身如泼水　顿惊亡友已入坛 　　骨灰盈掬枉成泪　音容仍在化作烟 　　香火两枝献灵上　痴望归魂立窗前 　　书生爱国非易事　举笔方知人世艰 　　身陷诛杀皆不晓　恩怨亲仇都茫然 　　昔日曾蒙伸援手　而今愧难报如泉 　　从此永诀幽冥道　悲君自悲扬孤帆 　　◇ 　　文化人最大的错误，就是高估暴君赃官们的智慧，认为他们会做某些事，或不会做某些事。 　　我在美国时便写信到大陆寻找冬冬和毛毛，经过一番一言难尽的转折，终于把她们分别找到。因为母亲的再婚，两个女儿的处境，都是一把辛酸眼泪。但因为郭家是辉县大族，冬冬还没有改姓。而毛毛却一开始就认为母亲的丈夫就是生身之父，直到有一天，共产党厉行下放政策，每家只能留下长男或长女，其他子女都要放逐到乡村，做父亲的才告诉她说：“你的生身之父是蒋匪余孽，下落不明！” 　　只有真正遭受到这种亲情遽变的人，才能体会出它的打击，是如何的沉重。现在，苍天保佑，就在这时候，生身之父出现。我必须从美国寄信，因为写的是四十年前的地址，万一退回，不会被特务发现，那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信件终于寄到她们手上，几经安排，直到一九八七年，冬冬、毛毛分别从辉县和西安，抵达香港，我和香华也从台北到香港。当初仓促离开她们时，一个还未出生、一个还是那么小，而今她们头上已生出白发。 　　父女相聚一星期，又要分别，送她们到红磡车站上车，看到二女佝偻的背影，四十年前离开时的情景，再现眼前，而这次难道是再度永诀？忽然间伏在栏杆上失声痛哭，香华扶着我说：“火车还没有开，快赶上去，还可以送她们一程！” 　　我们跳上列车最后一节车厢，一直送到罗湖，看她们进入国界，心情彷佛阴阳相隔。 　　而就在当天晚上，听到广播，蒋经国在台北宣布，准许国人前往大陆探亲。沧海桑田，真是一个幻梦接一个幻梦。 　　回到台北，已是圣诞节，美国总统尼克松先生访问北京引起大地春回，笼罩全世界的冰山，开始溶解。中国共产党宣布改革开放，欢迎当初定要缉拿归案、逃往台湾的“蒋匪残余”回乡探亲，并且保证对过去的反共罪行，甚至血债，一笔勾销。 　　这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巨变，当年随政府来台的军公人员，和像我这样的平民，大约有三百多万人，大陆被当作“匪区”，很多人因写一封信给故乡亲人，或接到过故乡亲人一封信，而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比比皆是，至于亲自回乡，更是骇人听闻。而今，四十年后，时间办到炸弹办不到的事，再严厉的惩罚都阻挡不住回乡探亲。其实，把亲人接到香港会面的浪潮，在此之前，早已开始，但只是隐密进行。当大多数人都向法律挑战时，法律便失去尊严。 　　蒋经国宣布准许台湾居民前往大陆探亲之后的一段时间，我成了“温门”人物，不断有记者访问，甚至有些外国驻北京记者，万里外来台湾采访时，总是顺便问一声我是不是准备回去，当然也附带调查一下，我在大陆被翻印作品的稿费，如何处理。从现在开始，九年零二十六天的牢狱灾难，完全转化成正面意义，《纽约时报》把我比喻为中国的伏尔泰时，我悄悄的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才知道伏尔泰的事迹，非常感动。 　　一九八七年，香港电台举办青年阅读奖励计划“开卷有益”，邀我前往颁奖。当我和香华走出香港机场的时候，忽然发现有点异样，突然间闪光灯照耀得如同白昼，使人眼睛都无法睁开，数不清的麦克风推到面前，记者群已围上来，几乎异口同声的问：“柏杨先生，你对大陆查禁你的《丑陋的中国人》，有什么感想？” 　　查禁？什么查禁？我想都没有想到大陆会出版五种版本《丑陋的中国人》，造成严重震荡，以致人民政府不得不把它查禁。香港电台负责招待人员在机场前往旅馆途中，解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原来《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出版后，国务院总理胡耀邦先生曾经在内部指示上，对这本书加以肯定。现在，大陆发动的反自由化，主要的就是针对这本书而发。 　　这次参加颁奖典礼，是我在香港受到的最后一次礼遇，因为在一次餐聚中，有位记者问说：“九七后，中共能不能仍然维持香港的法治和繁荣？” 　　我直率的回答：“恐怕不能，不是中共没有这个决心，而是没有这个能力！” 　　第二天，报纸上原句刊出，朋友打电话沮丧的说：“柏杨，糟了，你又祸从口出！” 　　果然糟了，从此以后，我每次申请入港的签证，都遇到困难，甚至拖到申请期限以后，才被批准，有的更石沉大海。 　　香华本来出生香港，我的赴港困难，使她恐惧有一天祸延妻子，油然生“回归”之念。感谢英国建立的健全制度，她很容易的取到她的出生证明，经过粤语口试，不久就领到护照，港台间不但可以通行无阻，出国旅行尤其方便，有一次，她在贝尔格莱德申请赴罗马尼亚签证，台北护照要等两个月（北京护照也要等十天），香华急得团团转，问罗国大使馆的人说：“香港护照可不可以？” 　　“现在就签给你！” 　　这是一个卡通镜头。不过，九七大限将到，将来，又是一番光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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