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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最后文字狱

匆匆十年，《通鉴》终于完成，十年中虽然发生了很多事，但都没有使翻译工作中断，任何时候，晚上都工作到深夜。我执笔那一年，六十四岁，早有白发，而到七十三岁完成时，白发已经满头。返乡探亲时，大陆报纸强调我六十九岁“高龄”，我暗自心惊，回台北后困惑的问城城说：“六十九岁算高龄吗？” 　　城城反问说：“六十九岁不算高龄，几岁才算高龄？” 　　《柏杨版资治通鉴》将近一千万字，平装本七十二册，精装本三十六册，恰恰是最初预估份量的两倍。远流出版公司安排一九九三年三月七日为“柏杨日”，在台北诚品书店举行一个盛大的庆祝酒会，庆祝生日，也庆祝全书问世。最高兴的是，城城、垣垣，和孙儿中中，都来参加，把我当作亲生之父的义女刘元旭，也从旧金山赶来，城城、垣垣、孙观汉、许素朱、陈丽真，也都拥至。我在致词时，万感交集的说：“我是二十五年前的今天被捕的，那时候如果知道有今天这样的荣耀，心里一定不会那么痛苦难过。” 　　忽然间，我看到坐在前排的蒋纬国将军，忍不住直率的对他说：“二十五年前的今天，也正是你老哥逮捕我的日子！” 　　我只是触景生情，脱口而出。而蒋纬国的风度这时完全呈现出来，他致词时，代表他的老哥蒋经国向我表示歉意，在座的人都深为动容。而最激动的还是元旭，为我过去的苦难，抱住我泣不成声。 　　《柏杨版资治通鉴》共译了十年，十年之内，另有三种版本问世： 　　一、《师大版通鉴》：一九八四年十月，台北文化图书公司印行。 　　二、《名远版通鉴》：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台北名远出版社印行。 　　三、《改革版通鉴》：一九九一年十月，北京改革出版社印行。 　　这证实了一项事实：古文已经死亡，越古的文言文，死得越是彻底。传统的知识分子对文言文唯一的办法是加“批注”或加“导读”，现代广大的读者群，显然不能接受，而渴望有现代语文的古籍出现。少数人霸占垄断知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每一个普通读者都可以直接吸收知识。《通鉴》是一部将近一千万字的庞大巨著，十年内竟有四部版本出现，指出古文今译的趋势，没有人可以阻挡。 　　我自信《柏杨版资治通鉴》可以代替司马光的原著，但《柏杨版》的寿命最长恐怕也只能维持两百年，河山代有才人出，届时自有二十三世纪流行的当代语文代替。我小时候用的言语，二十岁时别人已听不懂。入狱前用的言语，出狱后别人也十分陌生。二十三世纪的《通鉴》译本，一定和《柏杨版》大异，甚至到那时候，可能用的是汉语拼音文字，那就更令人兴奋。 　　和完成《通鉴》对我同样重要的一件事是，我获得国际桂冠诗人奖。一九九二年，我请香华去美国凤凰城出席该会年会，一面代我补领去年颁给我的桂冠，一面代我向大会致辞。她匆匆动身，到了桃园机场，行李已经过磅，柜台小姐却发现她的签证已逾期几天，既窝囊、又沮丧，急回台北，忙得夜不安枕，但总算加签了护照，搭上第二天班机。而就在会场，才发现该年（一九九二）的桂冠得主竟是香华，兴奋的几乎跳起来，谁说“福无双至”？福也有双至的时候，只不过比乘飞机时，空中小姐昏倒到你怀里的机会还少。 　　就在桂冠奖之后，总统李登辉先生曾经在两次讲演中，两次强调说：“柏杨的事件，以后再不会发生！” 　　这是国家元首一项正式的宣示，我万分高兴，在中国历史上恶名昭彰的文字狱中，我能成为最后一个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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