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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十年通鉴(2)

这是我第一次美国之行，除了发现“大人小孩都会说英语”外，使我最惊讶的是，美国人的礼貌多端（后来才发现日本人的礼貌更为多端），和交通秩序有条不紊，并且了解：斑马线在此邦竟然有使汽车礼让的功能，而台湾的斑马线却是专门引诱行人深入埋伏，以便汽车撞死的陷阱。 　　诗人大会后，我在旧金山史丹佛大学、柏克莱大学，以及在洛杉矶，各作一次演讲，最后纽约一站演讲，安排在孔夫子大会堂，当我再一次把传统文化形容为“酱缸”时，听众中一位先生提出：“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唐人街，中国人应该感到骄傲！” 　　“唐人街不但不是中国人的骄傲，”我说，“应该是中国人的羞耻，看它的脏、乱、吵，和中国人对自己中国人的迫害与压榨，实在是应该自顾形惭。” 　　一位听众激动的一跃而起，斥责说：“你从台湾来，原希望你带来鼓励我们的好消息，像反攻大陆已经准备完成之类，想不到你却来打击华人的民心士气，羞辱我们祖国。” 　　我呆了一下，时到今日，竟然还有人相信反攻大陆，实在难以理解，我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文化打手，所以不能撒谎。但这项行动立刻引起严肃的关切，纽约《华语快报》在社论上呼吁华人社会对我不可提出尖锐的问题： 　　柏杨来纽约市，在纽约知识分子圈中，卷起了一个热潮。不管是右派、左派，或自由派的知识分子，都争着和他谈话，都争着邀请他举行座谈会，于是柏杨夫妇忙得团团转。但是也有很多真正爱戴柏杨的读者，忧心忡忡。 　　忧心忡忡的原因很简单，纽约市华人社会，是一个五花八门的社会，在政治上有左、右、中、独，各种派别，这些人各有各人自己的一套想法，都希望能和柏杨交换意见，从好的地方来看，这是柏杨吸收新看法的一个好机会，但是如就柏杨本身的安危来看，这也可能包含有使柏杨回台湾后再坐九年监狱的危机。 　　台湾在民主与人权上，最近虽然有一些进步，但是在对付共党和台独份子这两方面来说，常常是有理说不清的。在台北与左派份子接触就可能是滔天大罪，但在美国来说，和左派份子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多了，何况人人都想接近的柏杨。虽然在一次右派举行的座谈会中，我们可以听出这位对台湾的社会与政治批评很强烈的作家，对共产主义是反对很强烈的。但是柏杨在台湾，也曾被安全方面的工作人员，戴过红帽子。这一次柏杨接触了那么多各种政治意见的人，在公开场合说了那么多的话，如被断章取义，要戴他红帽子，也不是很困难的事。 　　有的人认为，这是台北方面的错误，应该要台北方面改正，不应该自我约束。但也有人认为，如果真正爱护柏杨，便应该为他着想，为他的安全着想，尽量使台北方面不要误会他。 　　◇ 　　回台北后的第二年（一九八二），我和香华又去了泰国北部。《异域》写作的时候，我并没有亲自到过异域现场，写作的内容又被忠贞份子指控为挑拨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感情，这句几乎在每个政治犯判决书上都会出现的话，是一顶足以致人于死的铁帽。想不到时代在变，现在反而激起读者急于追问大撤退后孤军的命运，《中国时报》副总编辑高信疆先生要我往泰国北部走一趟。 　　我立刻接受这项委托，心中充满自信，因为外交部和中国大陆救灾总会都有电报给驻泰国商务代表（地下大使）沈克勤先生，我手中又握有几封给代表处其他官员的恳切介绍信，自认为会受到使人宽心的帮助。可是，沈克勤在接见我的短短十分钟中，却一口回绝。首先，他表明他地位的重要：“我一抬脚，一举步，美国大使馆都会震动！” 　　接着警告我说：“这里是泰国，不是台湾，政府怎么想送谁到泰北，就送谁到泰北，简直无知到这种地步！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前去，那里正有战事，你会死在路上，即令到了泰北，一个报告回台北，说你贩毒，你就完了。” 　　得不到官方支持，我开始找云南和潮州同乡会，他们满口答应，可是第二天却全都变卦，连人影都看不见，气氛诡异。我和香华完全被困在曼谷，言语不通，投奔无处。幸好，遇到了中国人权协会派在当地的法律顾问王福迈先生，他冒着触怒沈克勤的危险，亲自陪我们前往北方九百公里外、万山丛中的孤军基地美斯乐。 　　这是一次生死不测之旅。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悲惨的内斗，酱缸文化孕育出来的定律如此，所以孤军中派系林立，互相间手不留情。而当地的毒枭对每个陌生的外来人，尤其警觉，在那山高谷深、渺无人烟的蛮荒地带，暴尸一年两年都不会被发现。我闯过沈克勤那一关，深入蛮荒，还带着香华，事后回想起来，真不禁毛骨悚然。 　　泰北回来，写成《金三角．边区．荒城》，当它在《中国时报》连载时，就收到读者捐助巨款，并引发社会上长达数年之久的“送炭到泰北”运动。 　　可惜，这笔巨款，勾起大陆救灾总会的注意，依我和信疆的看法，认为应该由《中国时报》直接汇到泰北，可以建立若干个小型水库，解除山区最逼人的干旱之苦。可是，大陆救灾总会却坚持由他们统筹办理。官场文化中，“统筹办理”也就是使焦点变得一片模糊，统筹的不办理。我们反对，于是大陆救灾总会召开了一个会议，宣布他们的决定，并且严厉的说：“这笔钱如果没有我们的批准，一分一毛也汇不出去。” 　　“我们可以找另外的管道汇出！”我说。 　　显然这正是大陆救灾总会最耽心的，一位官员咆哮说：“那你可是犯了外汇管制条例，战时扰乱金融，包你又得坐牢。” 　　我和信疆灰头灰脸的走出会场，可以购买一千两黄金以上的巨款，不能为泰北孤军做出任何贡献。 　　次年，借着参加该年度的世界诗人大会，再度出国，此行除了西班牙外，我和香华还去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而且立刻爱上意大利。在米兰定居的医生潘贤义、古桂英夫妇，开车送我们南下罗马，在我的要求下，行程特别列上圣玛利诺。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共和国之一，早就使我向往。我曾读过一篇报导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向北推进时，忽然发现前面有个城堡，两位身穿罗马帝国时代铠甲、手执铁矛的古代战士，大喝一声：“这是我们神圣的国土，不容许侵犯！” 　　这个国土就是圣玛利诺。然而当我们进入圣玛利诺国土时，并没有发现城堡，也没有发现身穿铠甲、手执铁矛的古代战士，不过一条普通的乡村道路。路上寂无一人，也没有任何岗哨盘查，十分宁静。车行大概八、九分钟，抵达首都小镇，在那个小镇上，我的思想千回百转，一件事困惑着我：一个国家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大？人民幸福才是第一重要，国土大而人民生活贫苦，只能算是地狱。我特地买了一个望远镜，登上小镇山丘，俯瞰四周，万里青蒽，全是意大利国土，这真是一个奇妙的袖珍国家，他们至少七百年没有战争，也就是说，从宋王朝迄今，都平安的度神仙岁月。多么奇妙的山河！多么幸福的人生！ 　　欧洲之行以罗马作为结束。因为我是基督徒的关系，罗马的名胜古迹，对我来说，都有一种亲切之感。我们一行人都喜欢罗马，喜欢天主教的神父。有一回，一位神父开车，带我们直向一条巷子冲去。我急得大叫：“这是单行道！” 　　神父说：“这是罗马！” 　　于是车头一转，屁股朝前，倒车进去，神父说，就是警察看见，也只能瞪眼佩服。 　　最兴奋的是，我们见到了教皇，教皇还亲自和我握手，不相信的话，有照片可以为证。——我是教皇在广场上巡视信徒时，千万个握手者之一。圣彼得大教堂附近的礼品店，每天都出售昨日所拍的照片，我就买了有自己的那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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