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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十年通鉴(1)

自从一九四九年到台湾，粗略的分，大概是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十年牢狱之后，是五年专栏，五年专栏之后，是十年通鉴。 　　司马光先生编纂的《资治通鉴》，是中国最好的两部史书之一（另一部是司马迁先生的《史记》）。《资治通鉴》始于纪元前四〇三年，止于纪元后九六〇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于一〇八四年完成。可是这么一部全民推崇的史书，近百年来，却几乎成为死书，因为它是用一千年前的古文撰写，现在已没有几个人可以看得懂了，更没有几个人愿意浪费时间去咀嚼。 　　有一天，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先生到我家作客，我谈起把《资治通鉴》翻译成现代语文的宏愿，他热烈赞成。我打算仿效“臣光曰”，另加“柏杨曰”，写出我读史的心得。有文化界金头脑之称的詹宏志先生，是王荣文的总编辑，在他规划下，将译本定名为《柏杨版资治通鉴》，分册发行，每月一册，使这项庞大的出版计划，得以实施。远流还特地成立“柏杨版资治通鉴杂志社”，以杂志的形式，每月一册的速度，预计三十六册，三年时间把它完成。 　　一九八三年九月，第一册《战国时代》出版。王荣文一看，暗暗叫苦，他说：“糟了，这种书卖给谁？”幸好，口碑还不错。开始的第一年，一直维持每月一册的速度，但不久就发现，我根本无法预估文言文译成白话文之后膨胀的系数。于是，只好由每月出版一册，延长为每两个月出版一册，由三年三十六册，延长为十年七十二册。这种单方面的违约行为，有的读者充份同情支持，也有些读者严厉谴责，甚至来信破口大骂。但是即令再把我投入监牢，也无法三年完成这项庞大的工程。这项苦衷最后获得读者谅解，但这十年也几乎成了我的另一场新的监狱生涯，书房成了囚房。每天晚上连做梦都梦见《资治通鉴》，常在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中，忽然惊醒。这期间在职时间最长、贡献最大的助理有谭焯明先生和黄奕龙先生。远流公司负责编辑的人选中，麦光珪先生任期最久，和我的配合也最密切融洽。 　　《柏杨版资治通鉴》每册印刷一万本。在台湾这个两千万人口、而读书人口更少的环境中，像《通鉴》这种不易获得普通消费市场青睐的书籍，能够以这样的销售量行世，使我充满感谢。一九八五年，《柏杨版资治通鉴》当选为全国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同年，《中国人史纲》也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一生岁月中，没有几次能像这样的欣喜。 　　中国自从明王朝第一任皇帝朱元璋先生下令“片帆不得出海”，中国人遂被禁锢在陆地上，成为专制政府的人质，六百年来，出国是一种卑贱的，和冒险的行径。政府宣称：中国是天下第一等大国，凡是想前往海外的人，都非善良之辈，而是天朝弃民，一定会颠覆祖国。对于这种人，必须加强禁制，以免他们滑出自己的手心。所以，在我们中国，准不准人民出国，遂成为政府奖励摇尾系统，和压制异议份子的一种手段。 　　这种情形一直到二十世纪八〇年代，都还是如此。我出狱后，曾收到海外几封邀请函，政府当然不准，连在报上登广告都不准出现柏杨二字，要想拿到出国护照，简直比登陆月球还难。而且，警备司令部如果不发出入境证，即使拿到外交部一百张护照也没有用。白色恐怖时代，警备司令部是政府中的政府，能不能出国，它的裁决才是最后定案。 　　然而，天下事难以预料，在很多邀请函中，新加坡共和国《南洋商报》的邀请函，发生了力量。一九八一年元月份的一天晚上，警备司令部接伴我回台北的萧桃庵先生，请我和香华吃小馆，当场拿出外交部发的护照和警备司令部发的出入境证，这真是又一个意外，萧桃庵并没有特别交代，只是告诉我：“国事维艰，请多体谅！” 　　去新加坡，并不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国。一九五七年，我曾经乘登陆艇护送回国参加青年救国团暑期战斗训练的留日和留韩学生，分别送返长崎和釜山。不过，那一次是纯公务的旅行，匆匆登岸，又匆匆回船，对日本的唯一印象就是：“哇！大人小孩都会讲日本话！”到韩国后虽然对那里的大人小孩都会讲韩国话不再惊讶，不过我实在想不通，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迥然不同的言语，和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文字。 　　这次出国，除了香华同行外，还带着佳佳，和比佳佳小一岁的香华的女儿碧心。我们受到新加坡读者热烈的英雄式的欢迎，人潮汹涌，中英文报纸全幅报导，对一个刚刚从屈辱的监狱出来、还不太习惯自由生活的重刑囚犯而言，简直不可思议，只有青蛙变王子的童话里，才有这种强烈对比的奇遇。蒋家王朝加到我身上的迫害，想不到在万里之外，竟还给我百倍的温暖和百倍的荣誉，使我终生难忘。 　　而我的和香华的女儿，更被当地读者宠昏了头，以致碧心要求佳佳说：“你可不可以跟你妈妈讲，在新加坡多玩几天？” 　　佳佳惊讶的叫起来：“那是你妈妈，不是我妈妈。” 　　我们当然不能多作停留，因为行程早已安排。不过，这一趟欢乐的旅行，却种下了佳佳永远离开的种子。她在飞机上认识一位澳洲航空公司工作的青年，回台北后，决定放弃她在台湾大学法律系已读了三年的学业，前往澳洲结婚。我劝她先完成学业，她一心早日离去，父女更生龃龉。佳佳远嫁后，音讯渐少，终于一年不过一封。 　　在吉隆坡，我们接受《马来西亚通报》董事长周宝源先生招待，广大读者群的欢迎盛况，简直使我要再感谢一次幸而有这场长达十年的文字狱。 　　过去，在“华侨是革命之母”口号的引导下，我总以为东南亚各国华人，是一个强势族群，现在我亲眼看到的，却不尽然。各地华人在经济上、商业上虽然占有优势，但是却忽略了文化、政治上的发展，以致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都会造成不安。马来西亚建国之初，华人身负“好男不当兵”的传统文化，拒服兵役，拒进军校，自己阻止自己成为社会主流。我回台北后，写了一系列的《新马港之行》，口吐真言，说出我的忧虑。在马来西亚，有些朋友认为是暮鼓晨钟，有些朋友则反唇相讥说：“柏杨是老几？竟跑这么远来教训我们！” 　　归途中经过香港，会晤到香港烟草公司总经理何关根先生。一般人印象中，商业和文化不能兼容，财富和爱国也几乎有尖锐冲突，然而，何关根身上两者融化成为一体。一九六八年，我被捕的两个月前，那时《异域》一书，正在海外发行。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何关根一信，他对被接到台湾孤军的凄惨遭遇，深感悲痛，捐出一笔巨款，要我转交。就在被捕前夕，刚好把它转发完竣，而且在报上一一征信。所以这次到香港，第一件事就是拜访他，向他致谢。何关根不像一位资本家，而像一位教授，他温文儒雅，指着办公室墙壁书架，告诉我说：“你看，这全是你的作品，我已摆了好多年！” 　　马来西亚报上刊载不少我访问时的照片，其中有些人被蒋家班特务认为是左派份子。回台北后不久，警备司令部就派人询问我，为什么在海外专找左派来往。我于是向他们建议：调查局既然有的是钱，最好每年派人出国，带着给牛马烙印的烙铁，把华人分为左右两派，一一在面颊上烙出印记，这样的话，政治犯再出国时，遇到烙有“左”字烙印的人，就望风而逃。 　　新马回来半年，我接到世界诗人大会将于七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邀请函，试探着向警备司令部申请出入境证，竟然获得批准，同样的由萧桃庵把出入境证当面交给我，仍是一句“国事维艰，请多体谅”的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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