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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重返文坛(2)

凡服刑者，无不于“德操”有亏，都是为填欲望，不惜干犯法纪，为匪为盗，甚而窃国或企图窃国者。这种人，本是害群之马，绳之以法，是大快人心的事，也惟有“公正”，才能鼓励忠贞，无如我们过于“敦厚”，“浓厚的人情味”，已被讥为“烂好人”。近年有一怪现象，使我们感到好人越来越烂之感：某机构以“研究员”作为某类受刑人的酬庸，这就使一生卖命的人大感不平之外，也使人有失去什么是价值标准的感觉。非常简单：如对受刑人加以酬庸，不是判决的错误，就是向强梁示好，不然决不会做出使人不解的事来。某机构的所谓“研究员”，实在就是领干薪，这使我们不解，难道说服劳役，竟是“功”在国家，应以纳税人的钱去安抚他们吗？ 　　据我知道，他“老先生”曾经化名写过滇缅边区撤退来台的忠贞之士的事迹，对于昭昭于世者，还不敢有所歪曲，但是他的笔锋，常不忘挑拨：在那本书里，他说滇缅边区的反共忠贞之士，来台后，沦为引车卖浆的行当，读了那段文章，他的用意何在，我就不敢妄加推断了，但我们都产生政府未尽到照顾忠良的印象。然而这本书竟然销行百万册，不禁使我区区在下，感慨不已。 　　◇ 　　再摘要介绍一篇井种步先生的大作，载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份台北《亚洲世纪杂志》： 　　《柏杨和我》是梁上元编着的一本“书”，扉页题词：“谨将本书献给柏杨先生作为他六十岁生日的贺礼！” 　　从以上引录这些“他的朋友”们祝寿文中，发现不少的“冤”字和“诬”字。尤其是孙观汉在美国出版的《柏杨和他的冤狱》一书。明明白白称它为“冤狱”。 　　我们实在弄不明白，难道说柏杨坐牢真是冤枉吗？当他坐牢之时，报上不曾登有过新闻，及到出牢以后，报上才有了新闻。当然知道他坐牢的人不少，尤其是文艺新闻界的人，何以在国内无一人出头代他“鸣冤”？至好如他的朋友梁上元、罗祖光，以及女弟子陈丽真，甚至他的妻子倪明华。只有一个国外朋友孙观汉才出版《柏杨和他的冤狱》在国外发行呢？ 　　我们没有看过检察官的起诉书与柏杨的答辩书。惟从他口中自诉出的“判决书”上的两项罪名（在沈阳被俘及在台北写杂文为匪宣传），而判定他坐牢十二年，罪与罚相等。怎么可以称为“冤狱”呢？ 　　假若他“坐牢”真是冤枉，他“出牢”以后，还可以自己诉愿——伸冤。在自由、民主、法治的中华民国，绝对可以还他“清白”的。直到现在为止，柏杨并不曾自己诉愿而伸冤，证明他坐牢就不是“冤枉”了。 　　亦可见孙观汉所谓“莫须有的牢”，与梁上元所谓“不白之冤”、罗祖光所谓“相信他的无辜”，都是感情用事之词，其他几位为他喊“冤”者，更是“无稽之谈”。 　　◇ 　　这一类的忠贞言论，不只是遍布国内，也蔓延海外。一位菲律宾侨领陈志专先生，就为文表态，载于一九七九年十月份台北《中国报导杂志》，他说： 　　有关柏杨案件，早在十多年前，由警总军事法庭宣判定谳，期满出狱，照理说，应该改过自新、表示忏悔才对；但不作此图，反以东山再起的姿态，继续挺进。柏杨的支持者竟又旧事重提，仍犹喋喋不休，实有藐视法庭之尊严，居然无人予以驳斥，这就妙了！ 　　◇ 　　在我们国家里，作家的言论一旦受到箝制，或政府决心兴起文字狱，很多知识分子，不是闭口自保，就是索性纵身投怀，希望分一点渣汁。就是在旁鼓掌称快，甚至认为暴君暴官下手太轻！中国人真是病了，文化人更是病得沉重。以鬼故事闻名的司马中原先生，当我被捕受刑之际，他奉命到美国宣传柏杨恶行，自称是我的朋友，一次会场上，在联合国服务的夏沛然先生站起来告诉他：“柏杨有你这样的朋友，他已不需要敌人了。” 　　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夏先生，后来，我去纽约，才发现他夫人王渝女士，正是当年我入狱前一天，来家中访问我的台北市立一女中学生。当时她正编辑校刊，没想到翌日我就被逮捕，真庆幸她的访问稿还来不及发表，否则她一定受到牵连。 　　以上是有形的毒箭，还有无形的毒箭，杀伤力也一样强。每次警备司令部治安会报上，一位在大学教哲学的冯沪祥先生，一定发言（他以一个清高的教授，竟参加警备司令部的会议，说明他绝对不同凡响），对《中国时报》竟让一个叛乱犯开辟专栏，继续为共匪宣传，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简直义愤填膺、痛不欲生。余纪忠先生当然不会被他吓住，但总是把我叫到报社，嘱咐：“小心！小心！” 　　就在这种随时都可能再蹈覆辙，文被腰斩、人被逮捕的威胁下，我又在高雄《台湾时报》写《皇后之死》与《帝王之死》。《台湾时报》特派员苏墱基先生，他像对待兄长一样待我，在一次宴会上，为了维护我而跟同桌的人争辩，拍案而起。我的视力在火烧岛长期的暗淡灯光下，日渐减退，墱基陪我去高雄，请吴基福先生诊治，吴先生是《台湾时报》董事长，也是最好的眼科医生，诊断我右眼患的是“黄斑部萎缩”，没有什么特效药。但却设午宴招待，要我写稿，使我有机会写下《之死》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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