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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重返文坛(1)

罗祖光的汽车间在台北敦化南路复旦桥东，而我原来的家，则在复旦桥西。被捕的时候，东边只有几座稀落的房舍，常带佳佳横过复旦桥到东边游戏，如今已经大厦林立。我住西边的公寓名“光武新村”，是六〇年代台北第一座新式小区，很多电视、电影，都利用那里的街景。我搬到祖光的汽车间后，早上起来散步，常常走到旧宅，站在十字巷口，仰望三楼我被捕时的住家，被捕前刚装上不久的冷气，仍然嵌在原地，木制门窗原来漆着白色，现在改成赭红。调查局的箱型汽车停放的地方，依稀可以辨认。而当时倪明华凭窗下望，陈丽真一直送到车旁，她们那两副忧伤而惊恐的眼神，仍凝聚在那里。现在，我伫立在十字街头，好几次，有一种直接奔上三楼敲门而入的冲动，我会告诉住户，我就是原屋的主人，只想看一眼故居，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这个家，在被迫离开十年后，是什么样子？但我终于克制自己，一则是怕对方严辞拒绝，二则怕看到的仍是当年模样的陈设，三则害怕家俱全都换新，无法辨认。倪明华和她的男友住在另一个地方，这个房子已被租出去了，我不愿再承受一次不必要的伤害。 　　朋友们对我孤单的情形一目了然，热心的为我介绍女友，最后，在文化大学教授史紫忱先生作东的一次聚会上，认识了诗人张香华。当我听到张香华名字的时候，忽然呆住，虽然我是基督徒，但是就在这一剎那，感觉到佛教“缘”的热力，两年前还在火烧岛囚禁时，在《青年战士报》的副刊上，曾经看到几首诗，其中有一句话：“可以听到地下种子抽芽的声音！” 　　这是一种很玄秘的宁静，心灵上如果没有某种频率，写不出这种诗句。我曾经拿给难友们看，可是，诗不是狱中宠物，没有几个人注意，那首诗的作者就是张香华。这简直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巧合，“缘”是感情最基本的土壤，有了这个土壤，自然迅速长出果实。 　　就在出狱后的第二年，一九七八年二月四日，和香华结婚。当我们要结婚的讯息传出来时，调查局曾击出最后一拳，派人到香华教书的建国中学，用一种唯恐天下人不知道的声势，调查张香华的忠贞资料。可惜没有把人吓倒，反而激起香华的反弹，对一个“老”“丑”“穷”俱备、而又绝对没有什么前程的政治犯，完全接纳。这对特务们是一项强烈挑战，于是，有人就肯定的说，我们的婚姻不会超过三年。而到现在，一九九五年将尽，我们结婚已十八年。香华是一个智能型女性，我身经百劫，有幸娶到她，是上帝总结我的一生，赐下的恩典。 　　我和香华不但是夫妻，而且是朋友，我们互相勉励、警惕、责难、规劝，我复杂的生活背景，和她无从询问、我也无从回答的心路历程，使一个醉心于红尘外、诗世界的单纯女性，难以承担。过去发生的事，她全不了解，甚至根本不肯相信。但她有异乎寻常的包容力和理解力，她的理性面有时候使她能冷静面对问题。尤其在做人上给我很大启示，她任何时候都给对方留下余地，从言辞到内心，使我在六十岁以后，仍奋力成长。 　　我生命中累积下来数不清的创伤，有些已经结疤，有些还在淌血。是香华终于使我安静下来，专心写作，我们不久就搬到新店和乌来之间、当时最美丽的山庄之一的花园新城，远可以眺望二十公里外的阳明山，近可俯瞰就在脚下的新店溪的缓缓流水，我们住的公寓，海拔二百公尺。 　　香华有语言的能力，这对我是天大的帮助，相较之下，我的自卑感油然而生，因我是语言白痴，连国语的发音都不标准，所以到了外国，或接待外国朋友，香华成为我契合最好的翻译。而在台湾，到南部的时候，她可以脱口而出的用闽南语替我讲演。至于去香港时，她更如鱼得水，因为她出生香港，广东话是她的母语。 　　灾难化成跳板，不是我自己有什么能力，而是整个时代发生巨变。美国总统卡特先生的人权外交，有万钧之重，压在蒋家政权头上，使长达六十年之久的威权专制政体，分崩离析，这是一个在正义上和实力上都无法抗拒的形势。台湾每一个人，都可以隐约的听到统治结构支解时所发出的喀吱喀吱响声。无论是言论或行动，陈旧的国民党迅速消退，反对派在自由派知识分子扶持下，脱颖而出。 　　台湾销路最广的两大报纸之一的《中国时报》，举办一次读者和作者联谊会，发通知要我参加。我受宠若惊，打电话问副社长杨乃藩先生有没有弄错，他说绝没有弄错。当天晚上，我紧张的前往参加，遇到了很多坐牢前的文化界好友，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对我出现的惊愕。发行人余纪忠先生主持开会，致词中宣布说：“我们这次聚会，最重要的意义是欢迎柏杨归队！” 　　余先生这项宣布，使一些根本不知道我是从火烧岛回来的年轻记者，把我围住，希望问出一点“归队”讯息。第二天，报纸注销报导，我也开始重新恢复写作生涯，《中国时报》副刊主编高信疆先生，特别开辟“柏杨专栏”。他是一位杰出人才，把中国报纸上的传统副刊，由静态变成动态，使他被称为“纸上风云第一人”。《中国时报》在当时不足两千万人口的台湾岛上，发行一百余万份，平均不到二十个人就有一份，影响力可以想象。我的第一篇文章是《牛仔裤和长头发》，小心翼翼的试探反应，先求“柏杨”两个字，能在报上出现。 　　就在“归队”的两个月前，《中国人史纲》在星光出版社出版，在《中央日报》上刊登广告，闯下大祸，接下这份广告的马锦文小姐，哭哭啼啼找到星光老板林紫耀，告诉他她不知道《中央日报》绝不许出现柏杨两个字，报社现在要开除她，请林紫耀出面营救。我打电话给《中央日报》总编辑赵廷俊先生，说：“连警备司令部都不反对柏杨可以上报！” 　　赵廷俊回答说：“我们的婆婆太多！” 　　那时候我才发觉“柏杨”两个字原来有这么大的震撼力，竟会使有些人妒恨交加、血脉贲张。所以虽然有《中国时报》强大的支持，地雷仍然不断爆炸。且抄几篇忠贞嘴脸磨刀霍霍的文章，作为例证。下面是姜穆先生的大作，题目《由役谈起》，刊于一九七八年九月份台北《文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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