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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自由(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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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放心，郭大哥既然把这么重要的事交付给我，是他信得过我，我只有感激你，怎么会出卖你？” 有一件事情是不堪设想的，万一这书稿被搜查出来，郭英一定家破人亡，徐瑛恐怕还会再加判十五年。他们的义行，使我深为感动。就在拿到这份书稿后，要想写一封回信给郭英，可是却找不到他的地址，只记得他家住台南县某乡某村，我一直希望能再接到他的信，结果，转眼十八年，没有他的消息。曾在《通鉴广场》上刊出寻找他的信件，没有任何回应。郭英嗜酒，我担心他已离开这个世界，果真如此，也希望郭英先生的子女，在读到这段回忆录时，把情形告诉我，给我一个回报的机会。 除上述三部书外，我还有一本《柏杨诗抄》。诗抄并不是整本带出来，那样的内容，根本走不出政治监狱大门。我早就料到它的命运，因而分别抄在《辞海》和《领袖训词》之类书中字里行间，使它和正文相混，果然如愿带到狱外。可是，最后一刻却不能忍耐，竟交给三重市一家打字行打字，想先印出几份，送给朋友分享。想不到打字行拨来电话，告诉说警察已搜走所有原稿，现在正向老板问供，要我快去自首。 我魂失魄散的赶到三重，台北县警察局安全室主任正一脸杀气的询问稿件来源。我正好赶上，替老板解围。当时人赃俱获的态势，可能把我带回板桥侦讯扣押，正在千钧一发，萧桃庵先生电话打来，那是我临来时求救的结果。这使得警察局在问完口供后，没有对我和店东采取任何行动。 三年后，立法委员费希平先生特地为这件事向行政院提出质询，要求台北县警察局发回原稿。台北县警察局的回答是：“根本没有这回事！” 那时候，我对复印还不太了解，未能事先复印一份，有些诗稿幸亏仍存字里行间，可以再抄一遍，但写在纸屑碎片上的一些诗，就永远失落，再也无法追寻，一直到《柏杨诗抄》出版时，只剩下五十二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国际上流行一则小幽默，说是一旦生擒活捉希特勒，应该如何处理？各国意见不同，英国人主张把他交付法庭审判，给他充份的辩论机会。美国人主张把他装在笼子里到处展览，出卖门票。中国人则叫他找两家殷实铺保，随传随到。这则幽默反映了各国的文化特质，对英国人的守法精神和美国人的商业挂帅，虽然我那时年纪还轻，仍能体会，可是对中国人把希特勒交保候传这种事，却完全不能理解，觉得国际上怎么会对中国有这种观察？我到了台湾，虽然年龄渐增，但是不理解的程度如故。一直等到入狱之后，才发现“交保候传”行为，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竟真的占有一个重要地位。它有一种意想不到的伤害力，是暴政中的隐形杀手。以政治犯做为例证，当他漫长的刑期届满以前，他必须找两个保人，保证他永远脱离叛乱组织，终身信奉三民主义。保证人还要承诺政治犯每月到住家所在的派出所报告行踪：“如有违背，愿受最严厉的制裁。”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简单的保证书，实际上十分复杂。 一个政治犯，从被捕的那一天开始，亲戚朋友早就惶恐逃散，政府又故意使他和社会隔绝，这个人就像被地狱吞没了一样，无影无踪，十年、二十年后，整个世界都有了改变。亲戚在哪里？朋友在哪里？同乡在哪里？同学在哪里？妻子在哪里？丈夫在哪里？儿女又在哪里？不知道求谁保证？又不知道把保证书寄给谁？有的靠着旧的记忆，勉强把信发出，不是石沉大海，就是被原封退回，上面邮局批着查无此人。事实上，监狱外的亲戚朋友，一个个像惊弓之鸟，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突然接到那样一份杀气腾腾的保证书，纵使一个霹雳打到他的脚前，也不过如此。他怎么敢保证一个判刑十年、二十年，从无音频的危险份子脱离叛乱组织、信仰三民主义？尤其是更不敢保证他每个月会到派出所报到。而且，保证人从此不能出国，如果出国，必须三个月前向警备司令部申请退保，如果没有退保，政治犯将重新被捕。一个政治犯如果没有保证人，他唯一的出路，就是送到隔壁——绿岛指挥部职训大队第六队管训，一直管训到老死。不是他犯了什么罪，而只是找不到保人。 我在刑期届满前拿到保证书时，坐牢已近八年，看到保证书上那么严厉的条款，自己都觉得可怕。坐牢之前，知己满天下，现在我却不知道去请谁做保？第一个当然想到陈丽真，这个严重的后果，加到一个女孩子身上，我于心不忍，可是无可奈何。意料之中的，丽真肯为我做保，但再找不到第二个人。罗祖光马上就要出国，他不能做保。我开了一张单子寄给丽真，请她试探，也意料中的全被回绝。因判刑而死在监狱，我可以接受，因找不到保人而死在监狱，我死也不甘。到了最后，他们找到了当时当国大代表的于纫兰，于大姐一口承当，而且当警察前去对保，向她警告说：“你保的是一个叛乱犯，要月月报到，你可想清楚，不要后悔！” 很多保人都在这种情况之下，仓慌退保。于大姐却回答他说：“这是我的事情，由我来担心，你只管对保就是了。” 这份保证书虽然没有能够使我出狱（因为我立刻就被软禁），但丽真和于大姐所承担的却是千斤重担。 于纫兰终生未嫁，她和弟弟于宗舜夫妇，同住在一起，性情温和，我们都称她大姐。但我出狱后不久，就和她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冲突，那一天，她请我到她家共进晚餐，谈起我的受刑和坐牢经过，她感到悲恸，安慰我说：“算了！算了！过去的都过去了。” 我立刻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她表达的正是传统文化中，我最不能接受的一种思想。于大姐当然不会侮辱我，她只是想减少我的痛苦，但这两句话却说明了中国人沉沦酱缸，既不敢分辨是非，也不敢据理力争。传统文化中，既成事实就是真理，有权势欺凌别人的人有福了，妇女被奸杀，儿童被扔到枪尖上扎死，哭声遍野，只要帮凶喊一声：“算了，算了，过去的都过去了！”哭声就得停止，诉冤就得停止，追查凶手就得停止。胆敢不停止，就是别有居心，非善良之辈，应受到严厉谴责。于是，中国人遂被训练为永远向权势下跪的动物。像以色列那样，万里之外寻找集中营屠杀犹太人的凶手，送回国内审判，那种对理念的执着跟毅力，使人生出无限崇敬，在伟大的犹太人族群中，听不到受害人温柔敦厚的轻轻说：“算了！算了！过去的都过去了。” 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于大姐，她想了一阵，承认“也有道理”，但她补充说：“你不算了又怎么办？” 我认为“又怎么办”是一回事；“算了，算了！”又是一回事。这是暴君暴官畏惧报复，专门为培养奴才而提出的教育纲领，被害者这一方不能用来麻醉自己。 我们越吵越烈，最后，我说：“大姐，如果有人伤害了你的家人，把刀一抛，拍拍巴掌说：事情已经过去了，算啦，算啦，你能真的算了吗？” “你乱比喻什么！” 我跳起来，大声说：“我宁愿再次坐牢，也要你证明给我看！” 于大姐叫她弟弟于宗舜把我拉住，忍不住失笑说：“你说的对，你真执拗得像条牛，连坐牢都不改，吃你的饭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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