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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自由(1)

祖光家两个小时的餐桌上，从大家口中，我已大略了解十年来身在牢房里的时候，外面所发生的事，话题几乎全部集中孙观汉先生海外营救行动的细节。他在香港出版了一部厚达六百多页的《柏杨和他的冤狱》一书，上面刊载我的起诉书、答辩书和判决书，以及从世界各地写给孙先生援救我的信件。每一个小故事，都使我饮泣。和观汉热肠对比的，也有更多的世态炎凉和落井下石的故事，每一件也都使我震惊。然而，“人不炎凉不世情”，一个充满了势利眼的社会，固然使人心寒，但一个完全没有势利眼的社会，也会平淡枯燥。历史上没有奸邪，那能显出忠贞？没有势利眼，又怎么显现出道义美德？在人生道路上，每一次挫折，都是一次友情筛检，经过风浪而仍保持友情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世界上从没有发生过，当一个人受到挫折时，朋友阵容能够原封不动。“一贫一富，乃见交情；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是千古定律，所以我立刻全部消化。 　　九年多的别离，赢得了这场团聚，夜已渐渐的深了，他们把我送到怀宁街太阳饭店，一方面等找房子（他们不敢相信我这次真的能离开火烧岛，所以不敢像上次那样，预先准备住处），一方面陈丽真服务的运通公司就在隔邻，可以就近照顾。这是我到台北的第一个自由之夜，就在灯下，写给孙观汉一诗： 　　今日踉跄回台北　人物都非两渺茫 　　去时家园如完瓯　于兹覆巢鸣寒螀 　　念我身老童心在　仍将丹忱酬热肠 　　先把无穷感恩意　第一修书报孙郎 　　◇ 　　接着想办的一件事，就是想联络佳佳、城城，和垣垣。然而，我自己造成的家庭破碎，虽然在以后的有生之年，一直想尽办法弥补，但仍然失败。尤其是佳佳，这个我把所有的儿女之爱都堆到一人之身的小女儿，使我受到最大的创伤。我突然被释放，回到台北，使佳佳难以适应。我常看到父女水火不兼容的故事，简直无法相信那是真的，一直等到发生在自己身上，才感觉到万般无奈。我在牢房里，一度还想到出狱后，要带佳佳看一场电影，现在才发现，我是那么样的不切实际，五十八岁的人，还在那里做梦。带着孩子看电影和孩子们围绕膝前那种天伦之乐，已一去不返。人世真如沧海桑田，美景从来不会重现。 　　我的住处一时无法找到，最后，决定搬到罗祖光的汽车间。而接着萧桃庵也送来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聘我当研究员的聘书，我被吴鸿昌的特务嘴脸吓怕了，紧张的问说：“我是不是可以不接受？由我自行寻找工作。” 　　“不接受没有关系，绝对不勉强，即令接受，随时也可以辞职。” 　　我仍惊疑不定，无法分辨是不是一个老式圈套。隔天，中心主任冯志翔先生亲自到汽车间访我，他的风范和诚恳，使我相信这次确实和上次不一样，就姑且接受。想不到这一姑且，就姑且了十九年。冯志翔是一位热情的长者，这是我的幸运，在重回红尘的初期，就遇到正直和温暖，绝大多数政治犯都没有这种幸运。 　　政治犯出狱之后，是一块肥肉。好不容易在工厂找到一个工人位置，管区警察往往在工作最忙的时候光临，直接找他谈话，询问他最近的生活情形和交往些什么朋友。如果政治犯不能够使警察称心满意，警察就会天天前来关心，三、五天后，老板发现底细，于是解雇，以免后患。 　　我在中心到差后不久，信义路派出所的一位警员，就到中心正式翻阅档案，揭穿我的坐牢身份，然后趾高气扬的离去。我第二天就到派出所，对那个警员说：“你以后调查什么，请到我住的地方，不要到我服务单位，你这是明明逼政治犯饿死。不过，我告诉你，研究中心不是你这一类的人可以随便进去的，你再来打扰我的话，我会把一份《人民日报》塞到你口袋里，大声呼叫你偷窃共匪宣传品，叫警卫把你送到警备司令部，你就跟我一样的惨了。” 　　那警察眼睛骨碌碌的看着我，说：“以后不去就是了，你凶什么？” 　　这是我出狱后最得意的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则使我感动，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两年间，是政治犯社会地位最高的时代，每当我去土城探望徐瑛，回程途中，出租车司机看我从“生产教育所”出来，往往问我姓名，当知道我是柏杨时，总是拒收车钱，并加上一句：“你为我们坐牢，太辛苦了！” 　　这是一个专制政权瓦解的声音，基层民心，先行觉醒。 　　我回到台北的第二天，渴望与倪明华联系。我完全知道她的情形，既已离婚，便是路人，我只是打算了解一下，我入狱之后，还是夫妻的时候，家里发生过什么事。 　　罗祖光告诉我她的电话号码，我拨电话过去。 　　“我是柏杨，已经回到台北！” 　　“我知道。” 　　“我们是不是可以见一次面？” 　　“不必了。” 　　“我很想见你……” 　　“你可以见我的律师，律师的电话号码是……” 　　“我不争财产，也不打官司。你可以和男朋友一块来，我只是想知道，有谁帮助过我……” 　　“没有人帮助。” 　　“难道孙观汉先生也没有吗？” 　　“没有。” 　　“陈丽真也没有吗？” 　　“没有。” 　　事实上是有的，孙观汉先生曾寄过钱给她，而明华现在的男朋友是陈丽真夫妇的同事。丽真为了替师母解忧，带着同事到我家打牌，才发生以后的变化，丽真深感内疚，明华曾要求丽真夫妇像我仍在时一样的继续来往，丽真夫妇不肯，才反目成仇。 　　十年离别，重逢时只不过听到就这么简单、生硬，而冰冷的几句话，我还想多说几句，她已把电话挂断。这时候，我再一次的想到张恨水的《大江东去》，男女主角分别只几个月后，重新相晤那种情景。春梦一去了无痕，真是无痕！ 　　过了几天，倪明华派一辆车子，送来她认为属于我的财产，几件香港衫，和一百多册剪报剪贴簿（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若干重要文件和物品，落到另外一人之手）。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朋友自然想到使我和齐永培破镜重圆。有一天，一个过去的老邻居带来了一句永培的话：“如果你无路可走，来投奔的话，也可以收留。” 　　这句话不但不能使破镜重圆，反而使破镜更碎，性格使然，自己也无法作主。现在使我心情沉重的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狱中写的三部书：《中国人史纲》、《中国历史年表》，和《中国历代皇帝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仍在警备司令部政战部审核中，几个月下来，毫无消息，也曾拜访过韩守湜。韩守湜说：“总司令对这些著作十分重视，成立一个项目小组分别审查。” 　　其实，我心里并没有像表现出来的那么焦急，回台北的一个月后，第一部书已经从戒备森严的火烧岛政治监狱，经过地下秘密管道，偷运出来，只是，暂时还不能马上出版，因为无法交代稿件来源。 　　事情是这样的，黄恒正共抄了两份《中国人史纲》，我把其中的一份，交给徐瑛，约定徐瑛出狱时，如果环境许可，确知可以携带出来，就携带出来，否则就请他再转交给其他难友，继续保存，一直保存到有一天，暴政结束，政治监狱瓦解。我回台北后不久，就跟郭英先生取得联系，大胆的求他设法拿出徐瑛那份原稿，郭英满口承诺。那时徐瑛已调外役当厨师，在郭英秘密安排下，徐瑛把原稿放在脸盆里，带到厨房，郭英接过，放到工具包里，低声对徐瑛说：“我全家性命，握在你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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