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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同埋一丘(1)

台湾政治犯的制造经过，大致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侦讯期，普通都在调查局或在台湾警备司令部保安处，最为艰难。社会上受到普遍尊重又有充分自由的绅士，突然间被捕，推入四周都是铁栏杆的小房间里，被侮辱，被殴打，精神会霎时崩溃。货真价实的“叛徒”，反而比较轻松，因为只要决定招出什么，或不招出什么就够了。只有那些欲招却无供可招的人，苦难最多，因为他必须揣摩问官所引导的方向，假设当初预定你是参加民主同盟的话，如果你忽然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就无法接受，假定你的猜测始终不能符合他们给你的暗示，苦难就更大。有人在刑求下，悲愤的叫：“我是匪谍，我是匪谍，你们教我招什么，我就招什么！” 　　这种绝望的哀求，只会更激起审问官的愤怒，因为你冒犯了他职业的尊严，审问官会抓住政治犯的头发，教他跪在算盘上：“我们从不教人招什么，你自己做了什么，就招什么。” 　　不是每个政治犯都跪过算盘，也不是每个政治犯都摇过电话（把电话线的电流通到手指上，然后摇动把手，电流会使一个人浑身发抖，屎尿齐出），但是，最后都会照着特务们的预期，招出答案。只要你第一件事自诬，就一泻千里，每件事都会自诬，直到法律把你完全严密的绑住。如果只看笔录，只看口供，每句话都是囚犯说的，事实上，每句话都是特务说的，真是： 　　他白即自白，一一服上刑。 　　这段时间大约四个月（法律规定侦讯期间不能超过四个月，特务非常守法，四个月内足可以完工，即令超过四个月，也会捏造没有超过四个月），这是最苦的阶段，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被逼死或逼疯。一九六八年国立政治大学学生代联会主席许席图，在学校组织了一个学生社团——统一社，结果被捕，不到三个月，神智完全错乱。我在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囚禁时，每天都听到他从一个单独囚禁的幽暗房间里，发出凄厉的哀号：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四个单音节的字不断重复，从他那僵硬的、带着哭声的嘴中喊出，二十四小时，从不停止。监狱官在那寒冷的冬天，把他剥光，教他手淫。一间仅可容身的单独禁闭室，堆满了屎尿，他就在屎尿堆中，一声声呼唤：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每一声都像鞭子一样，把人的心抽碎，每遇有大官前来视察，监狱官就把许席图捆绑起来，用布条塞住嘴巴。军法处一度决定准许他保外就医，可是许席图出身贫寒，父母双亡，只剩姐弟二人相依为命，姐姐省吃俭用，供弟弟读上大学，她拒绝把弟弟领回，在法庭上哭诉说：“我弟弟进来的时候，是一个好好的大学生，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我怎么养他？而且养好后又要再交给你们，还能再受得了吗？万一养病期间，他逃掉或失踪了，这么严重的罪名，我怎么承担得起！” 　　我不久被调做外役，再不知道他的下落。转眼二十年，九〇年代初期，白色恐怖已成为过去，《中国时报》忽然有一条消息，报导说花莲玉里疯人院，有一位来路不明的病患许席图，希望能查出他的来历。许席图这三个字的同名度很低，我打电话给报馆，说明原委，愿挺身作证。我心中十分感慨，就在许席图稍前，外交部长钱复在国立台湾大学读书，也是学生代联会主席，人生际遇，如此悬殊。 　　第二阶段是军法审判，除非像许席图那样，侦讯期间被苦刑逼疯，否则，大多数政治犯的移送书，就等于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而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也等于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好像黑社会的洗钱一样，军事法庭只是把屈打成招的黑箱作业，使它合法而已，军法官假定判决某一个政治犯无罪，他的下场就是自己成了下一个政治犯。至于公设辩护人更是可怜角色，唯一的功能就是替政治犯认罪，祈求庭上法外施恩。大多数政治犯都知道官司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比起在调查局或保安处，心情要平静得多。只有一种人是惊恐的，那就是被判决死刑的囚犯，立刻被戴上脚镣，准备随时枪决。 　　看守所执行枪决的时间，总在凌晨五时左右，天色初呈朦胧，囚门卡啦一声，门锁打开，传唤的声音早已经惊醒了从地铺上坐起来的死囚。 　　“某人，开庭！” 　　大家当然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再听到脚镣的声音，一步一步，走向大门。有时候，一次执行六、七个人，脚镣声更像钢锯一样，锯碎囚犯们滴血的心头。有时候，有人高喊：“毛主席万岁！” 　　有时候，也有人高喊：“蒋总统万岁！” 　　往事如烟，忠贞与叛徒同样伏尸墙下，同样埋葬一个乱岗荒丘，现在全都化成尘土，无一点踪迹可寻，苍苍者天，曷其罔极。 　　一位年纪最轻的政治犯庄信男先生，他是马来血缘的原住民，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很知道上进，也喜欢读书。我们之所以成为好友，因为他在军法处看守所时，有一场传奇的演出，几乎丧生。原来，另一位政治犯林美海先生，在台湾糖业公司人事室当股长，思念留在大陆上的母亲，托他女儿的一位南非同学，带美金五百元给他的母亲。南非同学把钱带到了，而且和他母亲拍了一张合照，加上收据，从南非寄给林美海，以慰游子的孝思。这封信落在特务之手，通匪资匪，证据确凿，被判死刑。 　　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庄信男和林美海铺位相邻，那天晚上，不知道什么原因，庄信男跟林美海互相调换铺位，监狱官和看守都不知道。第二天拂晓，押房门突然打开，两个班长冲进来，扑向庄信男，用一块毛巾把他的口塞住，然后双手反绑，一直带到法庭。桌上摆了一盘肉、一碗酒，和两个馒头，庄信男嘴被塞住，有口难言。最后，军法官叫他在一张纸上签字，对有些不识字的难友，按手印就可以了，庄信男幸而受过教育，他写下自己的名字，书记官才发现不对劲，报告军法官说：“他不是林美海！”庄信男这才被送回押房，法警另把林美海绑赴刑场枪决。 　　这是大时代的一个小插曲，大官场里的一件小丑闻。写到这里，充满了当一个中国人的悲情。 　　使人最伤感的一件事是，一件牵涉到八个人的“苏北匪谍”案中，有三个政治犯被判死刑，五个政治犯被判十二年。死刑政治犯正在上诉，而十二年徒刑政治犯，依照法律规定，超过十天后，刑罚即行确定，任何情形下都不能再提起上诉。两个月后，五个人都以“受刑人”的身份调作外役，在洗衣工厂工作。又过了半年，远在美国的一声枪响，改变了五个人的命运。台独份子郑自才先生向访问美国的当时国防部长蒋经国开枪，一击不中，郑自才逃亡。蒋经国回到台北，当外国记者向他询问这场虚惊时，他微笑说，他已经忘记了。当然，他并没有，而是把对台独的愤怒，发泄在红帽子上，下令八个人全部枪决。那天凌晨，一个恐怕是政治犯中身材最高的苏北老乡，正蹲厕所，班长扑上去，把他双臂反铐，拖出押房，裤子都来不及提上来，沿途全是屎尿。为了防止他们呼号和诟骂，嘴巴都用布条塞住。后来，才知道军法处大费周章，先代那原来被判十二年徒刑的五个人，暗中提出非常上诉，然后再由国防部军法局（那时候局长就是后来被擢升为副总统的李元簇先生）发还再审，再审的目的是改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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