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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火烧岛(2)

卢修一先生，这位法国巴黎大学博士，那时候正在台北东吴大学当政治系主任，他如果依附国民党的话，可以预测到他的前程既平坦而又光明。可是，他却于我出狱后不久被捕，特别优待，只判感化三年。有一次，我去土城“生教所”集中营监狱，卢修一在背后突然大叫我的名字。这一声大叫，使我开始认知台湾独立运动，并不只是少数失意政客的发泄，而是一种理念。卢修一后来当选立法委员，他的妻子陈郁秀是师范大学的音乐教授。 　　另外一位绰号叫“兄弟”的林震廷先生，他是一个沉冤海底的人物，现在已经很少人记得刘自然案件了。韩战发生后，美军根据《中美协防条约》，进驻台湾，使国民党政权死里逃生，获得强大的支持力量，台湾人民本应该感谢美军的，然而，任何国家的士兵都有坏胚。一九五七年，住在阳明山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军士雷诺，把当地居民刘自然两枪击毙，宣称刘自然偷看他太太洗澡，甚至在他开了一枪把刘自然击中倒地后，刘自然仍爬起来，手拿木棒，企图进屋行凶。 　　这个离奇的故事，激起民族情绪的反弹，爆发反美运动。在大家还没有弄清事情真相以前，就包围美国驻华大使馆，殴打美国官员和践踏美国国旗。第二天，国民政府开始逮捕群众，一一判罪，刑期最高的只有六个月，而且宣布全案就这几个人被捕。当时著名的专栏作家凤兮还特别写文章赞扬政府明智，我也深信在这件涉外案中，政府绝不至于说谎。想不到，被囚火烧岛后，却发现了“兄弟”。他被逮时是《联合报》的记者，特务们在包围美国驻华大使馆人群的照片中，查出了他，判他无期徒刑。任何媒体都没有透露片纸只字，在他整个的服刑期间，一直担任外役，上自监狱长，下至政战干事的升级考试、升官考试、年终考试，以及读训心得（读蒋中正的训词），都请“兄弟”代为执笔，而且全部奏效，他们也会买一点卫生纸或牙膏作为回报。很多忠贞官员竟然是政治犯一手造就的，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难友中，有两位黄姓好友，一黄是黄恒正先生，他有极度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翻动纸张的声音，都使他惊醒和彻夜不能入眠。他和我被囚在一个押房，相邻而卧。黄恒正藏有反动书籍，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他思想纤细，我惯于枕上看书，否则就睡不着觉，但是翻书的声音，却使他难以合眼，他要求我不要看书，我接受了，于是他为我做了项庞大工程作为回报，就是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把我写的《中国人史纲》原稿重抄到练习簿上，以备将来出狱时，正本被查抄撕碎，囚室里还留有一份。黄恒正获得自由后，不久结婚，大家为他得来不易的幸福日子，充满祝贺，却发现他得了癌症，住进马偕医院，我曾去看他，他已骨瘦如柴，逝世后，他的妻子黄照美女士，被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聘作职员，同事都称她“黄姐”，在那个白色恐怖时代，这义举有相当危险性。 　　另外一黄，是位人道主义者，宜兰县罗东镇的黄英武先生，台湾大学毕业后，在罗东中学任教，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各种不可原谅的罪恶深为痛恨，自然而然的倾向社会主义。终于一件可怕的事发生在他身上，那时候，蒋中正署名的《苏俄在中国》一书，正被各级学校奉为经典，大家对蒋中正一开始就洞烛共产党的奸诈，无不叹服有加。可是，有一天，黄英武在台北牯岭街旧书摊上闲逛，发现一本一九二七年蒋中正着的小册子，宣扬国民党的三大政策之一——联俄容共，对苏共和中共赞扬得无以复加。这使黄英武大为震惊，于是买了回来，在学校公开传阅，全校师生也大为震惊。结果可想而知，黄英武被捕，判刑十二年。他是一个非常坚强而有理念的高级知识分子，从不动摇，也不悲观，狱中曾写了数十封以上的家书，教导他的侄弟辈如何立身持家。他出狱后，跟沈月桃女士结婚，经营油漆生意，不改诚恳敦厚的书生气质，使他的经营备感艰难。 　　施明德先生，最初被囚禁在第六区——重犯区的政治犯之一，他的身体一直不好，有时被送到病房，有时又被送还押房。原配妻子陈丽珠女士是一位传奇的女性，父亲经商，施明德当时在炮兵学校读书，因主张台湾独立而被捕，并被判刑。他的妻子曾用巨额金钱，把他保释在外，还生了一个女儿。本来这件案子可以不了了之，但施明德的坚强性格，使他无法放弃他的理念，于是，重新被捕。就在六区押房，一天晚上，他腹痛如绞，大声号叫，第二天一早，就被送到台东八〇四野战医院，诊察出是急性胃出血，稍迟即行穿孔，于是立即开刀。这次救施明德一命的，是当时的监狱长郑显亚，郑显亚派车把施明德送到飞机场，强行拉下两位乘客，当时大家对军人还有点畏惧，没有人敢表示异议。施明德开刀后，身怀重伤，特务人员却把他一只手铐在病床上。陈丽珠去看他，发信到各机关各媒体请愿，声称她要到总统府前面自焚，以致八〇四医院的医师们都深深感动，对施明德说：“你的行为我们不能苟同，但你妻子对你这番十年如一日的营救，有情有义，世间少有。” 　　然而，人生的变数太多，今天的盟誓，不能保证明天履行。一九七五年，政府特赦全国囚犯，施明德和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是最亲密的战友庄宽裕先生，一同由无期徒刑减为十五年有期徒刑，因为庄宽裕先施明德被捕，所以，庄宽裕也先施明德释放，生死不渝的情谊，使施明德向他托妻付女，于是事情急转直下，即令想象力再丰富的小说家，也写不出稍后使人不能想象的情节，施太太竟然抛弃了已经为他付出十四年的牺牲，再等半年就要被她营救出来的丈夫，而爱上了丈夫最要好的朋友。等到施明德出狱，所预期的妻子奔向丈夫相拥而泣，幼女抱着父母大腿也痛哭失声的感人场面，没有发生，迎接施明德的却是令人错愕的消息，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脆弱的人真可能剎那间神经错乱。幸而，施明德十分坚强，他不久和充满政治理想而敢于行动的美籍爱尔兰裔的爱玲达结婚。 　　陈映真先生，政治犯中少数的小说家之一，他以《将军族》一书闻名文坛，军法处判他有期徒刑十二年。这十二年对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来说，不但不足以使他气馁，反而促使他更为献身。陈映真是中国共产党最热烈的崇拜者，既激情而又浪漫。一九七八年，台北《读书人杂志》社长陈铭磻先生设宴招待陈映真夫妇和我们夫妇，想听一下政治犯监狱生活情形。陈映真首先发言，他说：“我们坐牢的朋友，一个个都有高水平政治素养，相亲相爱，互相扶持，沮丧时，大家唱歌鼓舞士气，都是亲密的伙伴。” 　　这段话引起在座年轻朋友们钦敬的眼光，只香华大为惊愕，因为她从我这里听到的是，难友们往往各有各的政治信仰，壁垒分明，甚至互不交谈，互相敌视。而有的所谓政治犯，更根本和政治无关。一位难友原关在流氓职训队，受不了那里的折磨，听说政治犯监狱比较自由，就喊了一句“共产党万岁”，被判五年徒刑，送到火烧岛政治监狱后，吃饭时都怒目插腰，立刻成为一霸。这一切跟陈映真所讲的完全两码子事，但陈映真讲时，却是那样的诚恳温馨，彷佛一篇动人的革命小说。九〇年代，陈映真一批朋友代表设于台北的“中国统一联盟”前往大陆访问，北京曾隆重的把他们招待到国家元首级贵宾行馆的钓鱼台，受到最高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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