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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火烧岛(1)

火烧岛，这个使人毛骨悚然的名字，位于台湾东南海域。世界许多国家好像都有一个毛病，恐怖时期的政府，总是在它的领海上找一个孤岛，囚禁重要人犯，法国就有一个魔鬼岛，南非也有一个罗本岛。日本占领台湾时，就把火烧岛当作囚禁反日份子的天然监狱，台湾回归祖国以后，国民政府把火烧岛改名为绿岛，但它的任务并没有改，五〇、六〇年代，岛上的政治犯有万名之多，那时候的火烧岛，只有稀疏的不到十个村落。政治犯被送到岛上后，自己动手先筑起围墙，然后，再在中间筑起铁丝网，挂起“新生训练总队”招牌，男政治犯和女政治犯被铁丝网遥遥隔开，他们各自搭盖自己的草屋宿舍。就在那四周全是惊涛骇浪的孤岛上，一到夏夜，鱼腥扑鼻，但每当有月光的夜晚，一抹朦胧，有浓厚凄怆的浪漫情调。据说曾经有男女政治犯遥遥相望，不能对话。一位出身音乐教师的政治犯和一位音乐系女学生的政治犯，隔着铁丝网，一有机会，就站在那里痴痴凝望，后来教师为她写下曲谱，借着歌声，向她唱出凄怆的心情，这首歌曲曾经流行全岛，那就是有名的《绿岛小夜曲》： 　　这绿岛像一只船　在月夜里摇呀摇 　　姑娘哟　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 　　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　吹开了你的窗帘 　　让我的衷情随那流水　不断地向你倾诉 　　椰子树的长影　掩不住我的情意 　　明媚的月光　更照亮了我的心 　　这绿岛的夜已经那样沉寂 　　姑娘哟　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 　　◇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时代，作者是谁，赠与的对象又是谁，自不敢露面，也都无法查考。不过每当这首歌声响起的时候，就使人想起那个不平凡的故事，和台湾经历过的悲情命运。 　　当我们这群政治犯在火烧岛上岸的时候，火烧岛已不再那么荒凉，车队穿过山间小径，向监狱进发，连绵不断的丘陵上，满布着全副武装岗哨。最后，我们在一个全新建筑“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门前停下，然后分批被驱入押房。 　　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的囚房，是一个二层楼建筑的小型五角形大厦，共分为十个区，每区有十个、八个押房不等。就在这里，我度过整整五年。 　　我们被带入押房时，监狱官下令政治犯交出身上所有的香烟。在外役工作区的人，无论图书室、洗衣工厂，或缝纫工厂，都准许吸烟，后来在登陆艇上，透过宪兵充满了同情的手，大家身上多少都有几支香烟。这时候，监狱长宣布说：“不管你们过去受到什么优待，本监狱绝对不许囚犯吸烟。” 　　不准吸烟，对不吸烟的人没有丝毫影响，但对有烟瘾的人来说，简直是一个严重打击。十五年后，蒋家班威权政治崩盘，所有监狱才解除了这个无聊的禁令，并没有听说哪一个囚犯利用打火机或火柴自杀或杀人纵火。官员们所以禁止囚犯吸烟，只是展示他威权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国民党青年守则外加的第十三条：“整人为快乐之本。”事实上，绿岛感训监狱从开始那一天，一直到结束，政治犯没有一天断过香烟。 　　第二天，押房门忽然打开，一个水电班长，大踏脚步走进来，用他的手扳头敲了两下厕所龙头，等开门的戒护班长离开后，他转头过来，低低问一声：“那位是柏杨先生？” 　　我应声答应，那班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封我入狱前回给读者们的贺年卡，他说：“我是你的读者，名叫郭英，我这里先给你一包烟，吸完以后，就报告看守说：‘抽水马桶坏了。’我就会带烟来。” 　　我入狱前一直保持每天四包烟的习惯，郭英当然无法供应，可是，一下子竟然有香烟的来源，使我在监狱里的地位大为提高。 　　政治犯监狱，是出懦夫的地方，也是出勇士的地方；是出呆子的地方，也是出智者的地方；是出疯人的地方，也是出英雄的地方；是出废铁的地方，也是出金钢的地方。一个人的内在质量和基本教养，坐牢的时候，会毫无遮拦的呈现出来。 　　在牢房里结识的朋友有几十个之多，最传奇的就是台北《大华晚报》董事长兼中国广播公司副总经理李荆荪先生。当我锒铛入狱的时候，李荆荪主张立刻开除正在中广公司当职员的倪明华，一年后，李荆荪也锒铛入狱。他当初划清界线的行动，反而被指为“伪装忠贞，以便使自己挤入领导中心的伎俩”，他的案子是件一手遮天、明目张胆的冤狱。当时，周至柔和蒋经国激烈的争夺行政院长高位，李荆荪是周至柔的智囊之一，迅速发展出一种不可抵挡的形势。蒋经国最后只好釜底抽薪，使用雷震模式，先教一个人自认是共产党，然后再一口咬定李荆荪是他的同志，就万事妥当。雷震被控以知情不报，判处徒刑十年，李荆荪则以加入叛乱组织，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蒋经国不久跃上行政院长宝座，周至柔从此噤若寒蝉，抑郁以终。李荆荪是一位智能型高级知识分子，在牢房中受所有政治犯的尊敬，我们不久就成为最契合的伙伴。十年后，李荆荪被送到台北土城“生教所”集中营监狱，度过残余的刑期时，蒋经国准备对他特赦，条件是要他写一封悔过书，他微笑的拒绝。他说：“判十五年，就坐十五年！” 　　李荆荪整整坐满十五年，不差一天。出狱后，《中国时报》约他执笔写短评，就在写字台上，突然心肌梗塞，溘然去世。出殡的时候，一批难友齐集善导寺灵堂，向司仪要求一个公祭的时间，治丧委员会总干事一口拒绝，不知道从那里来的冲动，我在吊客群中一跳而起，大喝一声：“火烧岛的难友，到前面来！” 　　在大家愕然中，徐瑛、卢修一等十几个人挤到前面，我高声朗诵出临时想到的祭文：“荆荪大哥，你这个国民党的忠贞份子，竟被国民党迫害得家破人亡，好容易拨云雾见青天，想不到又死于心脏病发。当我们希望你能领导我们反抗暴政的时候，你舍我们而去，但我们相信国民党反动的暴政必然灭亡，你在九泉之下会看得见的，我们也会看得见的。” 　　有人开始啜泣，荆荪夫人终于哭出声音，那是灵堂的第一声哭声，荆荪的女儿也下跪致谢。那时仍是白色恐怖时代，蒋家班的威权仍在颠峰，“暴政必亡”一向是罩到共产党头上的专用铁帽，我公开回敬国民党。当我们离开灵堂的时候，灵堂寂静得像一个坟墓。 　　另一位政治犯徐瑛先生，从任何角度来看，他都是模里西斯共和国的公民。在他曾祖父那一代，移民非洲东南、印度洋中的模里西斯岛。当模里西斯是英国属地的时候，徐瑛是英国公民；后来模里西斯独立，徐瑛是模里西斯公民，出任模里西斯《华文中央日报》总编辑。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建立，他这个英国公民留学北京，就读北京大学。一九六七年，他代表报社前往东京购买新型印刷机，因为不知道中国人内斗的残酷性，竟然路过台湾。当时恰巧世界各国其他华文报纸负责人正云集台湾，于是大家一齐受到蒋中正召见，十分嘉勉他们对自由祖国的贡献。 　　就在第二天，当蒋中正握手的余温仍在徐瑛掌中的时候，他的双手已被警备司令部的铁铐锁住，随后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徐瑛在十五年牢狱之中，没有一分钱接济，连买卫生纸钱都没有，更不要说牙膏牙刷。中国有句话说：“烈妇易，贞妇难。”刑场上高呼万岁容易，监狱里十五年不屈难。徐瑛是我所看到的政治犯中最沉稳的一位，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面不改色，甚至连放封的时候，脚下一步都不错乱。国民政府要求徐瑛放弃英籍护照，徐瑛拒绝，天下没有一个人愿意选择一个坐牢易如反掌的国家。可是，坐牢期满后，面对十五年不准通信、远在万里之外的故乡，他发现他和中国籍的其他政治犯遭遇一样，早已家破人亡，妻子和孩子们对于失踪十五年之久的丈夫和父亲突然出现，无法接受，以致徐瑛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就在这时候，他认识台湾宝岛女子陈玉咽，结为夫妇，他终于主动的改换护照，一直到我写回忆录的时候，他们仍快快乐乐的过着新生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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