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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南航

自我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就从一个“被告”身份，变成正式“人犯”，不过仍暂时羁押军法处看守所，并没有解送到监狱服刑。忽然有一天，我被调出押房，充当“外役”。“外役”的意义，就是可以在院子里自由走动，接受监狱官或班长指定的工作，晚上则仍然关入押房，这是一般人犯所盼望的差事。现在，我被调到看守所图书室工作，更是外役们所期望的福地，所以心情很快就获得不少纾解。我把行李搬到外役区押房，从此可以自由自在的从押房走到图书室，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觉。图书室还有一位外役丘延亮，原是台湾大学人类考古学系的高材生，他的姐姐是蒋中正的儿媳妇、国防大学校长蒋纬国将军的妻子。丘延亮在学校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暗中传阅从日本驻华大使馆利用外交邮件进口的左倾书刊。他是被逮捕学生群中判得最轻的一位，只判五年。事实上，他坐了两年半，也就是在我被调到图书室的次年，就被保释出狱。 　　我在图书室当外役，前后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是监狱生涯中最最愉快的一段日子。从被囚禁的人挤人狭窄囚房，突然转移到可以兴之所至的在院子里走动的另一个世界，那种情境简直像梦幻一样。外役人犯和押房人犯有天壤之别，外役区除图书室之外，还有洗衣工厂和缝衣工厂。现在我和丘延亮坐拥一、两千本图书，而其中有一套就是《资治通鉴》，使我开始着手写狱中第一部著作——《中国历史年表》。 　　囚犯在牢房中的地位，决定于有没有外来接济，每星期三的接见日，丘延亮在中央信托局任处长的父亲，都派司机送来菜饭，所以情绪愉快。我被收押初期，每星期同样也都有特别烹制的饮食送来，办完离婚手续后，就再也没有了。这时，只剩下陈丽真一个女孩子未把我遗忘，每星期都提着菜篮饭盒，从台北到景美军法处探监。 　　然而，有一次，当丽真接见过之后，转身要回家时，两个警备司令部的武装人员把她拦住，押解到军法处。她不知道犯了什么罪，被吓得路都走不稳，结果一位军官问她：“柏杨是叛乱犯、国家的敌人，你为什么给他送饭？” 　　丽真回答说：“他是我老师，现在孤苦无依，只有我照顾！” 　　“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说他是你老师，你读什么学校时的老师？” 　　丽真突然之间怔住，军官用一种洞烛其奸的眼神盯着她。 　　“说呀！” 　　“其实，我是柏杨的读者！” 　　“那么师生是作掩护的外衣了，柏杨吸收你加入什么组织？只要你从实招供，我们可以免除你的罪刑。” 　　丽真这时候除了哭啼外，不知道说什么话好。军官说：“你们的关系不简单，如果不是组织上的关系，他到这步田地，你不可能还借着送饭的名义和他取得联系！” 　　丽真回答不出一句话，军官忽然换了一种缓和的口气：“如果真的没有组织上的关系，你最好以后少来！” 　　丽真带着汗淋淋的身子，快步离开军法处大门。回到家后，当天晚上，她的夫婿陈体康先生从铁路局下班回来，带来消息说：管区警员特别去找他，警告他管管老婆，不要再乱闯是非之地。 　　从此，丽真很久不再来看我，我认为这原是人情冷暖，对一个叛乱犯而言并不足惊奇，除了心里有一点点惆怅外，也就迅速的自行化解。可是，那一年的除夕，看守所播音室在播出感训教材之余，忽然播出一首祝福春节的歌：“大年初一头一天，家家户户过新年！” 　　歌声之前，有一句道白说：“各位听众好，我是‘丽真’，向你们大家拜个新年！” 　　这是一首六〇年代最流行的庆贺春节唱片，当然，道白里的“丽真”是一位歌星，不是我的学生“丽真”，不过这两个同音字，倒使我又一次涌出眼泪。 　　看守所图书室这段时日，是平生最宁静的日子之一，假设坐牢可以这样坐下去的话，十二年也无所谓。可是，在我调到图书室后不久，难友中就流传一项耳语说：政府在火烧岛上正兴建一座新式的政治犯监狱，囚禁日渐增多的政治犯。耳语又说，美军预备把储存在日本冲绳的毒气，运到台湾储存。国防部官员曾经陪同美军官员到山区视察，勘查储存场所，因而对获得美国支持的信心大增，认为美国的友谊牢不可破，永不会抛弃我们，把毒气迁储台湾，就是显明的保证。这使蒋家父子精神焕发，决心整顿“复兴基地革命阵营”中日渐自由化、也就是日渐失控的大众传播工具，以迎接新的战斗形势的来临。 　　于是，一九六八年，蒋家班发动了“文化消毒”运动，开始明目张胆的逮捕文化界的败类，我恰恰首当其冲，成为被消毒的第一名。接着就是在火烧岛建造政治监狱，使这项消毒行动得以毫无限制的扩大范围。 　　当这个耳语开始流传时，政治监狱才刚刚破土，而火烧岛既远在天边，落成也不知在何年何月何日，难友们认为对这种“外岛管训”的恶运，不必忧虑。 　　然而，“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第二年，耳语传来，政治监狱已经盖好，政治犯集中管理，势在必行，唯一的希望是，名单上最好没有自己。有一天，看守所所长跟政战官突然来到大操场，集合全体外役政治犯，说是有要事宣布。当大家集合后，所长说：“点到名字的，到前边集合。” 　　五分之四都被点到名字，我也在其中之列，留在台北继续当外役的美梦破灭了。所长叫我们回去拿行李，然后被鱼贯的送回原来被告区的押房，而且立刻锁上房门。一会功夫，宪兵队逐个房间点名，每人上了五花大绑，两个人绑在一起。这对享受一年有余自由生活的外役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平常笑脸相待的看守所班长，一个个变成另一副神情。尤其一个叫杨蔚的少尉监狱官，冈山中学毕业，考上军法学校，被派到看守所工作，他长得相当清秀，而且对外役也和颜悦色。有一次，他到图书室，很有礼貌的问：“我是不是可以借一张椅子到外面，我喜欢树下看书。” 　　我对这个年轻军官留下十分良好的印象，但是，三、四个月后，当他发现他对外役有绝大的处分权力时，态度开始转变，最初不过气势傲慢，后来行动逐渐凶暴。这时候，他到押房视察，用手试探五花大绑的结实程度。我们坐在地上，他则不断故意用膝盖碰撞我们的面颊。就在当晚，几架探照灯的巨光投射到院子，我们被带出押房，两人一双的走上警备司令部的镇暴车，车队浩浩荡荡在黑暗中向北奔驰，天亮的时候，抵达基隆码头，被赶鸭子似的赶到登陆艇的甲板上。登陆艇重新装备过，新的铁栏杆，新的炼条。荷枪实弹的宪兵在四周戒备，我们被重重包围，坐在甲板上，什么都看不见，只看见蓝天。虽然没有谁告诉我们驶往哪里，但是，人人心里明白，目的地是火烧岛。彷佛为了防备北京派出军舰或潜艇营救这一批重刑的政治犯，天上有飞机巡逻，海上有驱逐艇护航，我从没有想到，我们的身价竟如此重要。 　　中途，忽然一阵大雨，宪兵中一个姓年的指挥官准许我们到官舱前布棚下躲雨。曾经当过台北市议员的难友林水泉先生，躲雨时拖着他的行李，那位正在蜕变自己的监狱官杨蔚，这时候跳起来，在他脸上猛摔一个耳光，大喝说：“教你人避雨，没教你行李避雨！” 　　林水泉一直拥有的豪放笑容收了回去，连那些年轻宪兵的眼光，都被这一声响亮的耳光吸引，而迅速流露出同情。当雨势停住，大家又被驱回甲板，宪兵们分别上来检查捆绑的绳索。一个年轻宪兵塞一支烟到我口袋里，低声说：“听说你是柏杨，刚才那个打人的王八蛋，他不过是个少尉。你想抽烟时，就喊报告说捆绑太紧，我会下来检查，就把烟带给你。” 　　前排右前方的一个宪兵也正在检查一个政治犯的绳索，低声告诉递给我烟的他的同伴说：“我舅舅也在里面！” 　　不久，大家都感觉出来，一种耳语正在宪兵队中轻轻的传递，有些年轻宪兵更低低的咒骂。显然的，宪兵与押解我们的警备部队，正迅速增高敌意，反而使我担心他们会发生冲突。幸好这个航程时间不长，第二天下午，登陆艇驶进火烧岛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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