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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军法处看守所(2)

我又点点头。 　　“太太来接见，而没有带东西，一定是分手！” 　　从此，我吃不下任何食物。我再一次想到：死才是最好的解脱。当绝食到第十天的时候，军法处开庭，两个法警把我扶到庭上，方培然只问了一句话：“你为什么不吃饭？” 　　“我不想。” 　　这一次开庭，只不过在法律上做一个纪录，所以问一句话即行结束。想不到，大概因为肠胃放空了的关系，神志反而特别清醒，对死亡反而没有什么感觉。家破也好，人亡也好，大学毕业也好，大学不毕业也好，一切都成了过去，现在就是静静的躺在那里，并不等待什么发生，而只什么都不等待。 　　看守所官员对我似乎十分注意，他们把押房里其他囚犯全部调走，另外派一个官方的御用难友，进来睡在我身边，名义上是照顾我，实际上是暗中监视，防我自杀，他不断用香喷喷的饮食引诱劝勉我进餐。 　　有一天，那位御用难友特别把我扶到另外一个房间去洗热水澡，我身上已经没有肌肉，瘦枯的骨骼，被失去水分的焦黄皮肤包住。我向自己叹息，这正是一个叛乱犯的下场，我竟这样倒毙在监狱里，回想二十年前万里逃亡，并不后悔，反而有一种终于安静下来的感觉。 　　有一天，那个可以自由出入押房的御用难友，忽然进来告诉我说：“你太太来接见你，”而且告诉我其中原因，“你太想不开，所长特别请你太太来劝劝你。你不要以为我是他们的走狗，活着，你才能报仇！” 　　就在所长办公室，倪明华冷若冰霜的坐在那里，我则坐在茶几的另一边，茶几上放着一个旧式的旋转盘录音机，用来录下囚犯和家属的谈话。所长在一旁说：“你们有什么话尽管谈谈，不要糟蹋自己。郭太太，有话尽管告诉你先生。” 　　然而，没有人开口，明华那种充满了厌烦和不耐的表情，带一种万箭俱发的杀伤力。我连正眼都不敢看她，她已不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她，也不是最后一次看到的她，我眼前坐着的是另外一个心肠铁铸的女人。经过四、五分钟之久的无声无息，我只好首先开口说：“事情已经如此，我完全靠你了。” 　　“你不要靠我，我管不了。” 　　“我知道你很能干，你……” 　　“我不能干。” 　　我哑口无言，幻想着她可能会讲几句安慰鼓励的话，即令是假的也好，可是没有，她眼中充满了厌恶。我再无法开口，只听录音带旋转的声音，所长再一次的提醒倪明华有什么话尽管说，她没有任何反应，连在旁边监视的警卫们，也在那里叹息。最后，所长无可奈何的说：“既然没有话说，那你请回去吧！” 　　声音还没有落地，明华倏的站起来就走，没有跟任何人打一声招呼，经过我面前也没有多看一眼。我急忙尾随着她，几乎是同时冲出房门，她好像逃避瘟疫似的，走得飞快，我紧靠着她身旁，希望听她说出一句话，假定这时候她能够告诉我：“你放心，我还会继续营救你！” 　　这世界该多么不同啊！然而，什么话都没有，走廊上唯一听得到的，就是警卫们快步跟着我们走的声音。下了楼梯，明华直奔大门而去，两个警卫抓住我发抖的肩膀，把我押回囚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从此之后，天各一方。不过，后来倒是接到她一封信，一个月后，明华一封简单的信从门缝塞进来，信上说：“离婚手续已办妥，法院已登记，请问：你的东西，我怎么处理？” 　　我不知道怎么答复，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拿着这封信，不停的呻吟，终于镇定下来，提笔回信说：“我在台湾无亲无友，无依无靠，在此授权给你，把你认为属于我的东西，全部抛弃到大街之上，随人拣取，立此为据。” 　　奇异的是，这封信使我的心情豁然开朗，觉得自己的绝食行为有点好笑，当初有一百个、一千个理由绝食，这时也有一百个、一千个理由，觉得荒谬，其中一个最最主要的不成理由的理由是：“我要活下去，好记下我的遭遇！” 　　这时绝食已二十一天，我恢复进餐。 　　时代到底不同，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坐牢时，不但没有律师，也没有起诉书和判决书。现在不但有起诉书，还准许被告请律师查卷。我请的律师，在查卷以后告诉我说，请求法庭调查，法庭确实都调查了，而且有了答案： 　　第一、沈阳沦陷后，根本没有什么民主建设学院。第二、共产党从不在他的训练机关里，为友党吸收成员，所以我不可能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即令我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同盟当时尚是国民党的友党，也不违法。第三、共产党并没有在北京旃坛寺设立任何训练机构。第四、许逢熙自抗战胜利后从没有到过上海，也从没有在复旦大学任职。 　　一连串的正面消息使我转忧为喜，我向一位看守班长报告这种情形，半自慰半征询的说：“法官不可能判我刑！” 　　“二条一”唯一死刑，只要有下列两个条件就可以构成：一是参加叛乱组织，二是有叛乱行为。隔壁押房里台北市挑挽业公会理事长八、九岁的时候，曾参加过共党的儿童团；五十年后，他告诉朋友说，共产党在长江上建了一座大桥；前者是参加叛乱组织，后者是为匪宣传，属于叛乱行为，结果被判处死刑。 　　——自从罗马法颁布以来，再野蛮国家的法律都有一个基本原则：“不溯及既往”。也就是今年公布的法律，效力不能追溯到去年，可是，蒋家班大法官为了使特务的杀戮合法化，第六十五次会议上作成决议，认定法律可以溯及既往，即令在这项条例颁布前五十年加入过共产党，也等于现在加入。 　　那位班长听出我的话充满自信，忍不住笑说：“你放心吧！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叛乱犯被判无罪的，如果没有犯罪证据就不判刑的话，军法官靠什么吃？” 　　班长的话使我心中一凉，百思不得其解，军法官根据什么判罪？不过，不久，我就明白了，特务有特务的行为模式。我被带到法庭，审判长聂开国起立宣布：“郭衣洞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八年。孙建章被判感化三年。” 　　我最初认为我会被枪决，继而又认为会被判无罪，脑筋简单得和白痴没有分别。宣判完结，我被押回囚房，当难友知道只判十二年时，都为我死里逃生，向我道贺。 　　孙建章由我的证人变成我的共同被告，在审讯途中，刘展华一再向他警告说：“我们的对象是柏杨，不是你孙建章。你不过是陪绑罢了，死不承认，将来会把你一起卷进去。” 　　事实上，他们对孙建章也确实特别优待，只判感化三年。所谓感化，就是不送入军人监狱，而送入台北县土城乡一个名叫“生产教育所”的集中营式监狱，实施思想教育，名义上感化若干年，实际上是看特务的高兴或不高兴，可以无限期延长。倪明华的师兄傅正先生，就延长了两个三年，甚至当中还有一段时间被囚禁火烧岛。孙建章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他三年期满出狱，虽然家破，幸好没有人亡。我出狱之后，跟张香华——那时，我们刚认识不久，在台北衡阳街和他蓦然相遇，我拉住他，向他致歉说：“建章，对不起你！” 　　“谁又对得起你？”他说。 　　这句话简单朴实，使我无限内疚，终生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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