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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军法处看守所(1)

一九六八年七月七日，正是芦沟桥抗战八年的纪念日，我被戴上手铐，押上一部铁栏杆警车。在步履艰难的走出押房大门的时候，李尊贤恰巧擦身而过，忽然停住脚，指着我说：“我第一眼就看出你是匪谍，现在有什么话说？” 　　我木然的望着他，一直走过去。 　　“死不认错！”他在后面生气说。 　　我很想回头唾他一脸，当然，我没有这么做。上车后，发现孙建章也在里面，我们相对苦笑，押解我们的两个特务，在旁警告说：“不准讲话！” 　　我透过铁栏杆窗子，浏览沿途街景，想到分别四个月的妻子倪明华，每当警车遇到红灯停住时，我都幻想，会不会发生一种巧合：明华开着车子也因红灯而停下来，两车并肩，我们可能对一个照面，不能想象两人怎么反应？向她微微一笑？或者擂窗大吼：“冤啊！”那将给她多大的负担！我惆怅的重睹睽违四个月的台北和平东路、罗斯福路，直到景美，进入台湾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在一个法庭前下车，军事检察官郭政熙下令收押，我和孙建章被分别带到两个押房。和十年前青岛东路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大不相同，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全是新建筑，而且厕所是蹲式的抽水马桶，不过奇特的是：距地面约一公尺，也就是约到腰部的地方，有一块横置的木板，囚犯如果直着身子，根本走不进去，只能爬着进去，无论大小便，都无法蹲下，只能趴在那里，像狗一样的拉屎撒尿。不知道当初的设计人，为什么会生出这种邪恶主意？天正盛暑，没有自来水，抽水马桶只不过是一个粪坑。押房有十个榻榻米那么大，挤满了赤身露体、只穿短裤的难友。当大家知道我是柏杨的时候，发出一阵惊呼，有人说：“全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讲真话，还以为政府给你特别任务，做榜样给外国人看。” 　　直到这时候为止，我还弄不清犯了什么罪，和犯了什么法条，所以难友向我查问案情的时候，无法回答。就在火烧似的押房里，开始难以形容的煎熬。 　　一天早上，门缝里塞进来起诉书。 　　难友们看到我起诉书上“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款”时，脸色苍白，不说一句话。我急着问：“我的罪可能判几年？” 　　一位难友把一本《六法全书》塞给我，我查到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款，那是唯一死刑，唯一死刑就是说：“除非不判罪，一旦判罪，就是枪决。” 　　我脸色跟其他难友同样苍白，霎时间，童年往事，涌到眼前，继母的咒骂：“叫炮头”，如今果真无情的应验在我身上！我虽然想不通自己何以如此下场，但是，这时候终于明白：蒋经国要杀我。 　　我不甘心的自问：“我难道真的伤他那么重？” 　　一位好心的难友爬过来坐在我身边，悄悄的问：“起诉书上的事情是真的吗？” 　　“全是编出来的。” 　　“你真是小说家，”他说，“你这篇小说的稿酬太高了，恐怕要付出生命。” 　　另外一位难友递来一杯开水，我爬着去接，右膝盖发出一种强烈的剧痛，我呻吟着，坐在地上不能动弹，右膝红肿，我发现已成残废。这时难友们各自回到铺位上，我用手抚摸着右膝，心中凄凉。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才发作，不然我会在送到军法处的时候，要求军事检察官验伤。但是难友们告诉一些类似的故事：一个人在调查局被拷打得遍身流血，送到台大医院医治，那人的女儿（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儿）千方百计探听出爸爸的下落，并设法把病历表影印一份，当面呈堂。军法官和检察官都哑口无语，逼问她这些资料的来源，要判她泄露国家机密的重罪。最后虽然没有让她坐牢，但法官对她父亲被拷打，却做了明确的解释说：“检验单固可证明他在调查局受过殴打，却不能证明被调查员殴打，可能人犯互殴，亦可能自行撞伤，所提证据，不足采信。” 　　更因为他女儿居心险恶，企图诬蔑政府，陷治安人员于罪，对她父亲判得更重。 　　“检调是一体的，法律在他们手上，”一位难友说，“我们束手无策。” 　　大家提出的具体意见是：“开庭的时候，千万不要提及你受过刑求，那反而激起他们的报复，也不要说犯的罪都是你编的，军法官会认为你狡狯无赖。唯一的办法是假装信任军法官公正清明，只请求调查沈阳沦陷后，共产党有没有设立民主建设学院，有没有中国民主同盟；北京沦陷后，旃坛寺有没有共产党训练机构；上海那时候的复旦大学校长是不是许逢熙。法庭只要就这四点澄清的话，你就有活命的机会，千万不要指责他们的革命同志。” 　　大概一个月后，正式开庭，审判长是上校聂开国，主任审判官是少校方培然。我站在台下，请求庭上就上述四点施予调查。庭上的军法官似乎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方式，一时不知所措，犹疑了一会功夫，方培然悻悻的说：“本庭就着手调查，叫你死而无怨。” 　　我走出法庭的时候，蓦然间看到明华拉着佳佳的小手站在路边，向我凝视，佳佳眼睛瞪得那么大。差不多半年不见了，孩子似乎长高了不少，相距只有五、六步，做爸爸的却不能上去拥抱自己的女儿。 　　监狱生涯就是艰辛，在那燠热拥挤的押房里，囚犯们的生命被片片撕碎。看守所接见日是星期三，最初，明华每星期三都来探望，携带一点小菜，有时候也带佳佳来。看到佳佳，我的心都滴血。我要求明华以后不要再带她来，一看到孩子，父女俱伤。 　　长期羁押下来，渐渐的，和明华见面时，几乎已经无话可谈。“唯一死刑”这个条款，明华已在律师那里完全了解它的意义——这不是一个短时间之内就可解决的挫折，而是一个要长期耐心承受的灾难。明华是个受人侍奉的小妇人，她面对的是她完全不了解，而又充满恐怖的压力，她完全慌乱，真难为她支持了七、八个月之久。后来，接见的时间由一周一次，减到每两周一次，再减到每一个月一次，更变成两三个月一次。我每次接见，都有心理准备，认为一定会发生，却一直没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最后一次接见，隔着玻璃窗，明华毫无表情的在电话的那一端说：“我们的离婚手续，应该要办一办了！” 　　“我临走时，写好离婚协议书，亲笔签名，又亲自盖章，放在你那里，拿出来就可以用。” 　　就这样，结束十年婚姻。我想起一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接见完毕后，我站起来，浑身像煮在滚水锅里，踉跄回到押房，心里一片茫然。我告诉自己：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过去四十年，只是一场漫长的梦。难友们怕我跌倒，扶着我坐下，我自己爬到铺位上，身体靠着墙，有人问：“太太接见了吗？” 　　我点点头。 　　“是不是向你提出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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