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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梦寐一样的往事


  十年杂文,表面上看起来沉静得像一个没有涟漪的湖面,其实湖面下,恶浪滚滚,漩涡翻腾,我有相当数量的读者,也有读者带给我的物质生活的水平,和精神层面的鼓舞,每一篇文章在《自立晚报》刊登时,对无所不在的国民党特务而言,几乎都是一记强力震撼。明华也出了一本书《叮咛》,就读中国文化大学夜间部时,因住家离学校有相当距离,特为她买了一辆汽车,这使她成为台湾女作家拥有汽车的第一人,却不知道,也因此招来大忌。有一天,小说家林适存到我家作客,临走的时候,在楼梯上忽然转身对我说:“你整天骂政府,反政府,日子过得这么好,而我们这些拥护政府的作家,生活却过得这么困难。”

  我再也料不到,最要好的朋友竟会讲出这种杀伤力极大的话,我以为人们应该为朋友们的好运感到喜悦!一位军中作家公孙嬿就比较聪明,他在国防部情报局工作,担任过驻伊朗、驻美国大使馆的武官,他告诉我说:“我从不接待同事到家里来,一旦他们发现你活得比较舒适,他们就会陷害你。”

  嫉妒,也就是“红眼病”,是酱缸文化中最可怕的病毒。白色恐怖时代,每一个新闻记者、每一个作家,心里都有一个小型警备司令部,落笔的时候,会自动提出质疑:“警备司令部会有什么看法?”

  那时候,各报社都是用铅字排版,因为字盘位置的关系,“中共”很容易误成“中央”,“中央”也很容易变成“中共”。这对晚报的作者、编辑、捡字,和校对人员,是一种梦魇,每天都要等到下午四点半钟之后,还没有接到电话,编辑台和工厂才能放下惊恐的一颗心。

  《自立晚报》前任发行人娄子匡先生就栽在下午四点半的电话上。他曾经开除了一位职员,这位职员后来到警备司令部书刊检查小组做事。有一天,《自立晚报》注销一则报导,其中有“草山一衰翁”(草山即今日的阳明山)。娄子匡接到电话,那位职员在那一端得意的说:“这下子抓到你了,你死定了。”

  娄子匡是一个民俗学家,不坐牢已属幸运,但也只好把报社交出,转让给李玉阶。

  就在写杂文的第三年,一位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曾当过“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在阎锡山当行政院长时代经常出入院长室的张化民,写了一篇短文,讨论蒋中正的功过时,文章中有八个字:“自以为是民族救星”,结果一个字判一年,八个字判八年,恐怕是世界上最昂贵稿酬,这正是当年文化人的处境。

  已晋升为救国团副主任的李焕先生,对我仍有旧情,他警告我说:“每一次开宣传会报,很多单位都对你提出严厉攻击,主任(蒋经国)从不讲一句话。看情形,你最好不要再制造麻烦。”

  “可是我看到太多使人落泪的疾苦,不能不写。”

  “你不是在艺专当兼任教授吗?有位朋友最近可能接任校长,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可以拜托他请你专任。”

  我表示愿意离开报社,专心教书,因为内心也实在恐惧下午“四点半”的日子。可是上帝的意思不是这样安排,李焕那位朋友后来没有接成校长,我也没有再看到李焕。

  这个时候,我的一部报导文学《异域》开始在《自立晚报》连载。故事背景是根据驻板桥记者马俊良先生每天访问一、二位从泰国北部撤退到台湾的孤军,他把资料交给我,由我撰写。很多当初在大陆誓言与某城共存亡的将领,结果不但城亡人不亡,抛弃了愿为他们战死的部下,甚至卷款潜逃到台北,借着关系,竟先后到国防部坐上高位。我委婉的把真相报导出来,使那些一脸忠贞的家伙大为愤怒,因此引起国防部对报社的强大压力。有一天,宪兵司令部政战主任萧政之到报社,我们是“战干团”同学,他把我带到爱国东路宪兵司令部,警告我一句话:“你麻烦可大了,我们不能明目张胆的查封报纸,但可以查封你。”

  我狼狈的走出大门,对这一次没有被扣押,十分心悸,对宪兵司令部竟介入文化圈,更感到危机四伏,也因此发现自己的孤独,一支笔无法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我决定停笔,可是当另一个不公义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却又无法压制自己的良知。

  明华进入中国文化大学后,读行政管理系,系主任是当时《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先生,给了她一个位置,主编《中华日报》的妇女版,这是一个令人称羡的差事。到这时为止,明华是我婚姻生活中,唯一向我说过“我爱你”的妻子,这句话虽然常在小说里出现,可是五〇年代以前现实生活中,却很少人能够听到,当日月潭第一次听到她对我说出这三个字时,心中起了很大的冲击。一生中从没有听过一个女性向我这样倾诉,我最大的变化从这三个字开始,温柔的力量使我逐渐跃出野生的莽原。

  明华白天在中国广播公司上班,晚上到中国文化大学上课,剩下的时间则编《中华日报》妇女版,她成了一个非常忙碌的少妇,我暗中庆幸生活日趋改善。我在《自立晚报》上的班,是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其他时间全用来读书和撰写杂文,成了一个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和佳佳有一种父女相依为命的特别感情。佳佳读复兴小学,放学时,我总去接她,她晚上参加一个舞蹈训练班,放学时已经深夜,舞蹈班派车子送每位小朋友回家,当车子的喇叭声响时,我就从三楼飞奔下来,佳佳在学校或在舞蹈班所见所闻,总要一桩桩一件件向做父亲的我报告。

  有一次,幼儿园园长家庭访问,夸奖佳佳美丽,成绩又很好,问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老师帮助的?我脱口而出说:“她不肯吃饭!”

  结果,等园长告辞,佳佳小小身躯冲到客厅,一面跳,一面气得声音颤抖,她喊叫说:“我这一辈子都是你害的!”

  佳佳不肯吃饭,真是一大头痛,每天晚饭,明华都要端一个碗,跟在她背后追来追去喂她。而每次佳佳都要爬到巷口一辆三轮车上坐着才肯下咽。那时,我们养了一条小狗,佳佳却悄悄的去把狗食吃掉,不一会儿功夫,就大泻肚子,而且发高烧,于是把她送到新生南路儿童医院,医师认为事态严重,立刻给张病床,吊起点滴。入夜后,我睡在床前地下,只铺了一个军毯。佳佳从昏睡中醒来,拉着不能入睡的我的右手,亲着说:“爸爸,你将来害病,佳佳也守着你!”

  一句话已经够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最贴心的一句话。我噙着要流下的眼泪,安慰她,把手轻抚着她的眼皮,使她入睡。这些遥远而模糊的父女亲情,如今只剩下做父亲的一人记得而已。

  不肯吃饭的风波,我们从建国南路搬到敦化南路后,又发生了一次。佳佳躲在房里玩玩具,菜饭摆到饭桌上半小时,怎么叫都不肯出来,我十分生气,就用一种使她可以听到的声音对明华说:“佳佳不吃饭,已经不是我们的女儿,巷口有个张伯伯和我讲好价钱,一百块把她卖掉。一会儿人家就来领,快把她的衣服收拾好。”

  话刚刚说完,佳佳从房间冲出来,泪流满面,嘶喊说:“你这个臭爸爸、坏爸爸、死爸爸,你把我卖掉,你凭什么卖我?……”

  我这一次真正的吓住了,看佳佳眼中流下来的滴滴泪水,知道已深刻的伤害了她稚嫩的心,我急忙把她抱起,承认爸爸犯了错,说:“儿啊!爸爸宁愿死也不会卖你!”

  我用舌头舐她的眼泪,从那时候起,我再也不对孩子说出她不能承受的话。

  我的个性是一个典型的粗线条,只有在对女儿时,才变得纤细。佳佳还穿尿布的时候,有时坐在我怀里忽然撒尿,我从不敢出声,要一直等她撒完,才抱起来为她换洗。深怕一慌张会惊吓孩子把尿憋住,可能产生后遗症。

  十年之中,佳佳给了我八年之久的温馨父女之情,恶运的魔爪在我认为已经远离而去时,却悄悄逼近,突然间从天而降,使我承受更凄惨的打击,接着是十年牢狱,家破人亡,我再被撕成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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