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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十年杂文(2)

二是，中文横写时，应该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的纯文化问题，警备司令部也磨刀霍霍。中文横写，天经地义的，应该从左到右，因为汉文单字，就是从左到右写的，从来没有人从右到左。当汉字堆积成文章时，当然也应该从左向右。如果从右到左，不但无法控制字与字间的距离，而且，手腕也会把你右边写的字，擦成一团。不幸的是，共产党在大陆不但实行简体字，还从左到右横排，于是，凡是主张从左到右横排的人，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我终于发现政治上改革之所以困难，全由于文化上的恶质发酵。因此我不断呼喊，企图使酱缸稀释，才能解除中国人心灵上滞塞的困顿之情。后来，我才知道，我这份盼望社会进步的沉重心态，正是把我自己绑赴刑场的铁链。 　　十年杂文期间，除了在《自立晚报》“倚梦闲话”专栏外，稍后也在《公论报》辟“西窗随笔”专栏。这两个专栏的内容和形式一模一样，虽然这两份报纸的发行量不大，但在白色恐怖时代，影响却立竿见影。 　　除了执笔为文外，我还被邀到国立台湾艺术专科学校兼任教授，教“文学概论”，使我不得不阅读一些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籍。当时我已经出版了十本小说，却直到教文学概论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小说，和小说应该怎么写。但我也发现，理论对创作并没有太大帮助，而只对欣赏有帮助。这时我对杂文的运用，已较熟练，渐渐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体。当然也受到过挫折，例如，我用第一人称的时候，除了“我”以外，还不时的自称“柏杨先生”和“柏杨先生暨夫人”，以及“我老人家”等等。有一次，编辑会议上，有位记者廖素雯女士要求报社用行政力量，制止这种不伦不类、自高自大的写法。 　　十年杂文，是我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这么长期的安定日子，因为倪明华和我逐渐建立起一个平静的家。婚后第二年，明华生了一个女孩，命名佳佳。在这之前，所有的孩子早和我疏远，现在女儿成了我唯一的亲情慰藉，从她呱呱坠地那一天起，每一声哭啼，都牵动我的心肝。从她身上，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小女孩，还看到另外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这些是终生无法挽回的椎心之痛，也是任何一个婚变后，不能抚养子女、身为父母的哀情。作父母的可以暂时忘记儿女，但不能永远忘记；不能无时无刻的思念儿女，但会终生不断思念。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使自己获得小小的平安，那就是把对所有孩子的爱，全部倾泻到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现有孩子身上。八岁前的佳佳，眼中也只有爸爸，平日爸爸陪她玩，陪她闹，被她当马骑。 　　终于，等到佳佳要上幼儿园的前一天，她背上给她新买来的小书包，兴奋的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可是，当幼儿园报名的时候，却因为出生日只差几天，而被学校拒收。我跑到学校去找那位女老师理论，所谓理论，是我事后叙述时的文明语言，实际上是去吵架。吵架当然没有效果，差几天就是差几天，所以只好拜托担任家长会长的任显群先生从中关说，才报得上名。报名那一天，正好遇到那位吵架的老师，她冷笑说：“这么美丽的小姑娘，怎么有这种凶恶的老爸，真是奇怪！” 　　既然夸我女儿漂亮，所以虽然咬定我凶恶，我也乐于接受。考试那一天，我比当初考大学时还要紧张，坐立不安，像只猴子般走来走去，一直等到佳佳大大方方走出来，表情上一点都不畏缩，我迎上去，抱起她问：“考得怎么样？” 　　五岁的女儿回答说：“一百分！” 　　我高兴得手舞足蹈，一百分是一个满分，一定可以考取。想不到听来听去，似乎所有的孩子都考一百分，这才觉得有点不妙，赶紧再去找那位吵过架的女老师，陪笑问她：“我女儿考得怎么样？” 　　她大概看出我的迫切和恐慌，直接告诉我说：“考取了！” 　　接着又把前面说过的话，颠倒过来重复一遍：“这么凶恶的老爸，怎么会生那么美丽的女儿？” 　　第二天，我送佳佳上学，看她进到小小教室，临窗坐下。剎那间，坐在那里的，似乎就是城城，当年，我送他上国语实验小学，城城比较胆小，他的眼睛一直望着守在窗外的爸爸，等我一转身离开时，他就在教室里大哭，我只好折回来陪他，这样多少天之后，城城才能够适应。而垣垣上幼儿园时，我却不在一旁。现在，从佳佳小脸蛋上，看到她两位哥哥的笑容，感觉到这世界是那么样的难以两全。 　　佳佳不仅仅喜欢听我为她说故事，还喜欢父亲身上的烟味。每天下班回来，她就要攀着膝盖爬到身上，从前胸嗅到后背，从后背嗅到头顶，说：“爸爸身上烟味真好闻！” 　　这也成了我拒绝戒烟的最大理由。 　　倪明华因我的关系，学业中断，我不愿她为此抱憾终生，千方百计，甚至半强迫的，在佳佳三岁那一年，终于把明华送到中国文化大学就读。每天晚上，明华去学校上课，家中只剩下一对父女，大书桌旁就放着一张特制的小书桌，供佳佳坐在那里做功课，当小学一年级开始写字的时候，看她把那复杂艰深的汉字一个个塞入小小的方格子里，我深为难过。不久，佳佳跟孙观汉先生的小女儿孙世钟——与佳佳同岁，书信来往。看到孙世钟用英文写的信，感觉出来汉字给中国孩子的沉重压力，我当时就想，如果中国文字不改革，单单汉字的学习压力，就会使人筋疲力竭。 　　杂文十年所以成为美好的十年，另一个原因是，这十年中，我结下了很多人生中最难得的几桩友谊。有一天，忽然接到寄自美国匹兹堡大学的一封信，这是跟孙观汉先生生死相交的开始。孙先生是物理学博士，曾出任国立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所长，建立中国第一座教学用的原子反应炉，因此，后来被尊为“中国原子科学之父”。他对我的称赞和期许，使我虚荣心大增，好像我真的有他所说那么伟大。幸好，虚荣心大增了一阵子之后，我开始警觉到，如果再继续大增，我会毁灭。 　　孙先生二十四岁即到美国，娶了一个碧眼黄发的美国女子为妻，生下二男一女，但当他有一天在那温暖的家庭中，发现包括他自己，以及儿女在内，都在用英语思考、用英语交谈的时候，油然生出故国之思。他要再一次看看中国字、听听中国话（不过，孙先生浓厚的绍兴腔国语，常成为周围女性朋友嘲笑的对象）。恰好，梅贻琦先生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偕夫人随梅贻琦回台。当他写信给我时，他已返美，我们通信频繁，却一直没有见过面。 　　又有一天，我接到一封笔迹秀丽的信，结下第二桩永不磨灭的友情，那就是当时还没有结婚的陈丽真，台湾彰化人，高中毕业就考上铁路局的列车小姐。她的国语和孙先生的国语成尖锐对比，清澈悦耳，字正腔圆，她和当时的男朋友商量后，决定写信给我，并来家中拜访，从此成为通家之好。 　　陈丽真是一个深情的女孩，她的爱情生活对她而言是一场恶梦，我入狱前就不断的调停她和男友之间的争执吵闹，不是男友悲悲凄凄来找我，就是丽真哭哭啼啼来找我，我成了他们诉苦的对象。我入狱后，他们终于结了婚，却成为文学家笔下那种典型的怨偶，在他们生下一个男孩之后，终于仳离。丽真也写了不少短文，可是那种奇特的不安宁家庭生活，根本不是一个创作的好环境。 　　我后半生的朋友，几乎全来自我的读者，结交过程相差不多，先是通信，再见面聚会，最后往往成为互相扶持的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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