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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十年杂文(1)

专车游横贯公路的光彩，对我的贫穷没有裨益，那时候还不流行付给演讲费、撰稿费。台湾公路局认为我既是局长的贵宾，地位崇高，岂可以现金论价，所以并未支付分文，真是连煮字疗饥的机会都没有。这时，报社命几位编辑分别撰写专栏，专栏的稿费虽然很低，但不无少补，且很少拖欠。我就把分到的专栏定名为“倚梦闲话”，每天写一千余字。这不是十分体面的开始，但是却把我悄悄的带进另一个新的写作广场。 　　最早写杂文的目的，显而易见，不过只为了免于饥寒，并没有什么崇高的理念，向专制暴政挑战，所以最初只谈一些女人、婚姻之类的话题。可是，到了后来，每天在报社里听到记者们采访回来，尤其是采访警察局回来，常带一些使人发指的社会新闻，而报社碍于人情或畏惧后果，往往不敢发表，我就忍不住在专栏里，提出抨击。有一次，一家主人指控他的女佣偷了钱，刑警队就把那女孩带回警察局，双臂张开作“大”字状，铐在栏杆上，这是一种连军阀时代都不会发生的暴行（即令是帝王时代，为了防止强暴或戏弄，女囚犯不戴枷、不反绑）。又如红极一时的名鸨何秀子女士，被警察逼得走投无路，举行记者招待会，控诉警察索贿。而警察局第一个反应就是：一个老鸨怎么有资格举行记者招待会？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则是：老鸨跟总统一样，有资格举行记者招待会。 　　社会的黑暗，反映这个社会的质量，传统社会最大的特点是：不把人当人，尤其不把女人当人。我见到这一类的恶行，多半来自警方，这使警察先生在我的杂文中，占了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当时全岛所有的警察局和派出所墙上，都有九个字的斗大标语：“作之师，作之君，作之亲。”这简直是只有发高烧的人才想出来的荒谬念头，一个警察居然自命是人民的教师，已够自大，还要当人民的君王，我认为其心可憎，最后还要当人民的爸爸，就更不可宽恕。所以我给警察先生取了一个绰号，叫“三作牌”，引起很大的回响，以致后来记者写稿写到警察时，往往用“三作牌”来代替。这个绰号造成两个后果，第一是在提出这个绰号后一年半左右，警察局墙上的标语全部涂消，第二是全体警察的怒火，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这就是十年后我被捕时，政府组织了三人项目小组负责侦讯，警务处也指派代表的原因。 　　杂文富于社会批判功能，像一把匕首或一条鞭子，它虽不是鲁迅先生所创的文体，但却是由他发扬光大，它更是对抗暴政的利器，因为它每一次出击，都直接击中要害。在那个威权至上而肃杀之气很重的年代，文化像一片沙漠，社会如一潭死水。国民党蒋家王朝战败之余，撤退到台湾，满身伤痛，后来在美国强大武力的保护下，才休养喘息过来。然而由于对共产党深怀恐惧，所以把共产党视为天神，认为它既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同时，国民党也发现，有个像共产党这样的敌人真好，对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文化人，只要把共产党帽子往他头上一扣，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立即铲除。这套手法我并不是不了解，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一遇到不公义的事，就像听到号角的战马，忍不住奋蹄长嘶。 　　杂文固然是打击专制暴政的利器，但也是一种两头尖的利器，会同时伤害到自己。我心想：幸好当时有一个《自由中国》作第一道防线。然而，一九六〇年的某一天，蒋经国和他的家人去碧潭游泳，从他温暖的笑容上，可看出他心情的愉快，似乎天下一切平安无事，就像他的笑脸一样浮漾着和煦。然而，如今回想起来，当初斯大林先生下令逮捕托洛斯基元帅时，他也去黑海游泳，露出同样笑容，那是满意自己成就的笑容。因为就在当天，蒋经国下令逮捕雷震和傅正。雷震被捕时，还交代他的助理要继续出版《自由中国》；他实在应该知道蒋经国逮捕他的目的，正是不允许他继续出版《自由中国》。 　　逮捕雷震，查封《自由中国》，是五〇年代一件大事，而比这个更大的事，像软禁孙立人将军，以及肃清孙将军在军中的势力，都没有引起反弹，因为那都是在秘密之下进行。国民党特务认为对付像雷震这样手上没有任何兵器的人物，根本不需要秘密进行，所以毫不避讳。当时和雷震、聂华苓非常接近的作家群中，公孙嬿和他们最为亲密。可是，雷震被捕后，公孙嬿立刻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长文，对雷震痛加斥责。一时间，讨伐雷震和《自由中国》的声音，充斥所有报章杂志。 　　《自由中国》这道墙崩塌之后，我的咽喉完全暴露在情治单位的利剑之下，当时我听到的第一个讯息，就是出自同事口中的警告：“警备司令部的人说，柏杨以后该乖了吧！” 　　偏偏，我不但没有变乖，反而从内心激发出一种使命感，觉得应该接下《自由中国》交出来的棒子。这种信念，在我的杂文中，不断出现。在气氛一天比一天肃杀的那段日子里，读者把它十分看重。 　　那些年，很多事情使我如鱼刺在喉，不吐不快。靠着胆大包天和一时的运气，发挥了聋子不怕雷的精神，不断写下去。为了减少阻力，我用最不严肃的方式，讨论最严肃的问题，幽默最容易凝聚读者群，也最容易引发更多人关注我们社会的病态。 　　渐渐的，我走出了最初以女人和婚姻等风花雪月的题材，走进眼睛看得到的社会和政治的底部，最后，再走进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所看到的和感觉到的，使我震撼，我把它譬作“酱缸”，但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这个酱缸竟有那么大的腐蚀力。 　　有一年，台北警察局在召开了无数次的会议以后，决定自某月某日开始，禁止随地吐痰，对违犯的人处以罚款。市民都欢呼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到来时，蒋中正却突然下令阻止，他说：要以德服人，只可以劝告，不可以罚钱。结果一个可以改变人民气质、提高环境卫生水平的机会，就告破灭，大家空欢喜一场。而当时的报纸和电台却异口同声跟着宣传：德治比法治好，因为动不动就罚钱，只会招来民怨。中国不能够革新进步，第一因就在于这种“德治比法治好”的酱缸产物。 　　阻挠传统文化革新的两项措施，全由蒋中正主导。一是中国驻印度第一任大使罗家伦先生，曾大力提倡简体字，并写了一个小册子，用蒋中正的一句话作为书名：“这样的文字，非简化不可。”结果这句话不过使罗家伦免于被捕，文化界大小打手，纷纷指控：凡是主张简体字的人，都是“与共匪隔海唱和”之辈。那个时代，一旦被这七个字咬上一口，非死即伤，我曾为此写过一篇短篇小说《魔匪》，因而也被再一次烙上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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