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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救国团(2)

到救国团后，《自由中国》对国民党的抨击更加激烈。有一次，发表了《那是什么东西》一文，质问学校旗竿顶端的国旗下面，另外还有一面绿旗，它是什么？蒋经国为此大为震怒，因为那正是救国团的团旗。在每个星期三上午，由蒋经国主持的团务会报上，他严厉的对与会的干部说：“你们一定有朋友在《自由中国》，我命令你们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做是反动的，要自负后果。” 　　我当然不会把这些话转告，不愿因我传话使双方面的敌意更为增加，可是心里同情《自由中国》。 　　团旗事件后不久，爆发了另外一个重大的“祝寿专号”事件。 　　蒋中正大概是世界上最喜欢庆祝生日的一位政治领袖，五十岁生日的时候，还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就发动了献机运动，所献飞机排一个中文的“五十”二字，在天上飞翔，报上注销照片。到了台湾，每逢他生日那一天，都要举办一次祝寿活动，所有的媒体像从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刊出“普天同庆”、“薄海欢腾”标题。最有趣的是，蒋中正一面欣赏部属为自己祝寿，一面又下一个“手谕”，交给中央社送各媒体发表，手谕上说：“听说要为我祝寿，值此国难期间，实不可行，希望转告各级单位，确切遵照。” 　　大意是这个样子，原文已不记得。结果是祝寿场面越来越热闹，花样也越来越令人叹为观止。在台湾这个小岛上，已听不到任何追究大陆失守责任的声音，而只有众口一辞的赞美民族复兴的救星，蒋中正自己也终于相信这一些都是真实的。 　　一九五六年十月，全岛各机关学校已经开始筹备庆祝领袖华诞，蒋中正忽然颁发一道命令，像古帝王“征求直言诏”一样，要各方面不要顾忌，尽量对政府提出批评。 　　一个民主国家的元首，永远不会下达这种要人民批评的命令，因为舆论每天都在批评。由这项命令，可看出蒋中正的心理状态，和当时舆论窒息的程度。非常巧合的是，就在蒋中正先生要求人民批评的同时（或许稍后），大陆上另一位英明领袖毛泽东先生，也用同一手法，引蛇出洞。 　　《自由中国》服从蒋中正的命令，出版了一本厚厚的“祝寿专号”，惹下大祸（不过，感谢上帝，比起冒犯毛泽东那种大祸，《自由中国》可以说是个幸运儿）。国民党发动四面八方全方位围剿，胡适建议蒋中正应该总揽大局，不必在每一件小事上分心，也就是提议分层负责、信任专家。国民党抨击胡适包藏祸心，目的在剥夺领袖的权柄，使领袖成为无权无能之辈。另一是《自由中国》主张推行民主政治，建立法律尊严，要求给人民一个明确的言论轨道，国民党抨击这是一种可怕的“思想走私”。 　　国民党自从撤退到台湾，一提起共产党就心胆俱裂。蒋经国接管情治系统后，有监于过去潜伏的共产地下党的泛滥，更变得歇斯底里。那时候有一部苏菲亚罗兰和马龙白兰度合演的电影，最后，男主角拿破仑退到一个岛上，苏菲亚罗兰给他送换洗的衣服，相当轰动。而在一次团务会报上，蒋经国严肃的询问大家看过没有，大家说看过。 　　“那么，”蒋经国问，“说说你们对这部片子的意见。” 　　没有一个人敢开口，因为不知道他的意思何在。这在官场上是一个重要的法则，当你不知道顶头上司是什么意思的话，千万不要发言。当你被逼非发言不可的时候，那就要看你的聪明了。于是，逼到最后，大家只好讲演技、景色、音效。蒋经国脸上逐渐露出厌烦，他说：“你们完全没有深度，没有政治警觉。” 　　在大家惊愕的眼神中，他继续说：“这明明是讽刺我们，讽刺我们退到一个小岛上，孤立无援。只剩下一个女人给我们送来破旧的衣服。” 　　第二天，场场爆满的电影就突然下片。这是我第一次从高阶层那里得到启示：越是有权柄的人，他的神经绷得越紧，盲点也越多。当时，我几度想报告说：“这部片子是我们退到台湾以前拍的，与台湾毫无关联。” 　　但我已经感觉到，蒋经国对任何逆耳之言，都听不进去。 　　在救国团期间，我也有两件一生中难得遇到的顺心事。第一件是，我终于拿到东北大学毕业的合法证件。在这件事上，我深深感谢共产党。我得到消息，载运教育部所有档案的那艘军舰，从南京开往台湾，一出长江口，就改变航道，向北行驶，投共去了。换句话说，教育部现在根本没有开除我的档案，而只有一九四六年一本毕业生的名册，所有申请颁发毕业证书的同学，一律得到一份下列样式的证件：“经查东北大学一九四六年毕业生名册中，确有某某某，特此证明。” 　　这真是上帝创造世界以来最大的喜讯，可是我仍不敢亲自去教育部申请，因为被开除的那件事，一度轰动天下，尤其高等教育司，我不敢面对那种尴尬而且足以坏事的场面。于是我用“信海”战术，每月写一封信到高等教育司，高等教育司那些官员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我这个学生是被开除学籍的，可是他们苦于没有证据（证据在可爱的共产党那里，高等教育司总不能找两个同学证明我被开除吧）！ 　　连续写了五个月的信，并扬言要向监察院和法院告状，高等教育司才不得不发给我一张教育部证明的大学毕业证件。不过，等我有了这个证件之后，才发现没有这个证件也行，因为忽然之间，我又收到国立政治大学发给的另一份毕业证书。讲起来真是传奇，因为蒋经国的当权，中央干部学校毕业的学历，也被政治大学接受，而“青干班”又是中央干校的第一期，就像拖油瓶似的拖到政治大学，成为他们的毕业生。 　　其次一件顺心的事，就是我被聘到成功大学教书。我在沈阳时，曾在辽东文法学院当过副教授，当时不觉得什么，现在却是一个有利的经历，使我跃跃欲试，心想，能再到大学教书该多好！ 　　当时成功大学校长阎振兴先生是我的前辈，看我是救国团高级职员——副组长的份上，要我去教“三民主义”，我没听清楚教什么，就一口答应，听清楚了后，虽然想不教三民主义都不可能了。在那个以工科为主的大学中，我总不能去教平面几何吧！可是，我对外又不好意思说教三民主义，当有人问我教什么时，我总是支支吾吾说教《诗经》。一位朋友曾因此预言说：“老郭，你的前途，就到此为止。” 　　“为什么？” 　　“你明明说谎，又没有说谎的本领——一说谎就结结巴巴的人，没有前途！” 　　不过，我确实教过《诗经》，不过只有两个小时，是代同事上课。事后，我非常佩服自己的胆大，什么都敢教，说不定那一天回到百泉初中教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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