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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救国团(1)

我的野性，与其说是原始的，或浪漫的，毋宁说是倾向文艺的和文学的。我从少年时代，就被各式各样的武侠小说迷住，还几乎浏览了当时大部份传统的社会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甚至看不懂的《儒林外史》，和十分艰深、用文言文写的《聊斋志异》。 　　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而言，我所读非主流的书，占去的时间实在太多，假定能用其中三分之一的时间去读算术，三分之一的时间去读英文，而不去读家长和教师们一提起来就青筋暴胀的非主流书籍，这一生一定过得平平顺顺，快快乐乐，会和现在大大的不同。 　　百泉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才第一次接触到中国文坛上的旷世名著——《红楼梦》，但是对这本书的印象不佳。因为四大厚本已看完了两本，还看不到打架，我立刻就认定那不是一部好书，把它扔得远远的。真正使我崇拜的第一位现代作家，却是张恨水先生。 　　在高中入学考试前，为了准备功课，到开封图书馆读书，偶然间从书架上发现一本张恨水写的《啼笑姻缘》，立刻被其中的情节抓住，每天都看到下午闭馆，被馆员吆喝赶走。男主角樊家树与女主角沈凤喜、何丽娜的传奇式恋爱，使我走到街上都一直惆怅若失，几乎把新学会的平面几何忘光。 　　从《啼笑姻缘》、《金粉世家》、《大江东去》，直看到歌颂国军常德保卫战的《虎贲万岁》，只要是张恨水写的书，我有见必买，一直到有一天，买到署名也是张恨水作的小说，看了几页之后，忽然觉得完全不对劲——只知道不对劲，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反正怎么看都不对劲，翻查版权页，才发现作者是“张恨冰”，冒牌蒙混。从此，我就以张恨水的知音自居。 　　张恨水的作品，采用中国传统章回形式，这是最困难的一种形式。仅只是章回的题目，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文学素养，根本就写不出，而且对话密密相接，那才是真正的上臻功夫。 　　考上开封高中后，才开始接触完全采取外国形式的新文艺。看过当时很多著名作家的作品，最喜欢的还是鲁迅，特别是鲁迅小说的沉重和积郁，那种每一个字都像石磨一样在心灵上转动的压力，把问题冷峻的刻画出来，他的小说对我的影响，极为深远。 　　不过，真正对我写作启蒙、以后对我写作有帮助的，却是一部既平凡而又奇怪的书，那就是《作文描写辞典》。自三〇年代大陆，直到七〇年代台湾，市面上不知道出过多少种版本，内容大致上分为人物篇：“少女”、“流浪汉”、“老人”、“病人”、“秃头”，风景篇：“小溪”、“河流”、“斜阳”、“小径”……；还有感情的描写，像“失恋的少女”、“恐怖的古剎”、“火灾”……等等，至少也有四、五百页，编者从各位名作家的作品中，寻找有关段落，文后都注明摘自某作家某书。大陆是那么样的广袤，书的种类又是那么样的繁多，而价钱又是那么样的贵，不要说是一个学生，就是中产之家也无法看遍所有文艺作品。可是，却可以透过这本书，看到文坛全貌，尤其是摘录下来的，都是精采片段，读者很容易由惊讶而好奇，由好奇而购买他们的书。我就是从这样的“类书”中，兴起对文艺的兴趣，和对作家的崇拜。像对丁玲，有一段描写她挨家逐户寻找她的丈夫胡也频，使人真为她的处境哀伤（胡也频那时候也不过二、三十岁左右吧，因为思想左倾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悄悄枪决）。其他作家，像章衣萍、沈从文，也都是靠《作文描写辞典》引荐，进入他们的世界。 　　到台湾后，对共产党在大陆上的流血斗争和极端的不自由，以及台湾岛上的南北漂泊，使我心中产生很强的写作冲动，只是没有机缘。青年归主国际协会的事情发生后，我写下平生第一篇散文，投寄到当时台湾最大的一份杂志——《自由谈》，而且被采用发表。题目已经忘记，不过影响倒是记得的。刊出后，当时联勤总部财务署长吴嵩庆先生写信给我，邀我到他家共餐，吴先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向我肯定一个基督徒有爱自己国家的权利。而我的很多朋友读到这篇文章，才知道我身在台湾而且失业。百泉初中的老师、也是百泉乡师范学校校长李振云先生，教我去他担任校长的台北县立树林中学当教员，我再一次想到安定，永远安定。 　　可是，第二年，珞珈山“青干班”同学包遵彭，出任蒋经国成立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文教组组长，邀我参加。树林位于台北市之南，过去，我每天要徒步三十分钟，由我住处走到万华车站，搭车到树林，下车还要走十几分钟才到学校，遇到雨天，沿途泥泞不堪，而救国团总团部就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却是说不出口的，仍是我的证件出了问题，因为我始终没有东北大学文凭，来台湾后，一直用同学们保证的“证件遗失”证明。在树林中学，虽然通过了核薪这一关，但台北县政府曾用公文催促我补缴正式毕业证书，并且告诉我，教育部现在已经开始颁发正式毕业证书，担保证明不能再用。问题是，我当然不敢申请正式毕业文件，因为明知教育部有开除我的档案，只要申请，就等于自投罗网。仅这一点，就够我欢天喜地的转向救国团。从此，大家把我归类为蒋经国的人。 　　很多人认为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是一个特务组织，其实，当然不是，它只不过是蒋经国培植私人势力的迷你王国。总团部设有若干组，最初以数字为顺序，以后取消数字，直接标出工作的内容，像青年活动组、青年服务组、文教组、妇女组……具有政党组织的雏型，蒋经国是主任，胡轨是副主任，李焕是主任秘书，这是一个单调的团体，被外人称为太子门下，但却绝对不是特务，因为特务是一种专业，救国团不够资格当特务，况且蒋经国另有特务系统，不需要救国团介入。我到救国团不久，就在包遵彭桌上，看到蒋经国致党团高级干部的一份签名密函，大意说：“有很多同志反对我接管情治机关，认为那是一种特务工作，不符合我的身份……” 　　蒋经国就这一点加以解释，然后，他说了一段重要的话，他说：“关于情报治安工作的法律问题，我曾经和戴笠同志谈过，他说：革命就是法律，我们身负革命重任，不能处处遵守法律。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以此与大家共勉。” 　　我忽然警觉到，我看到了一份我不应该看的机密文件，急忙回到自己的坐位。 　　不久，总团部搬到峨嵋街，发生了《自由中国》事件。 　　《自由中国》是国民大会代表雷震先生创办，受到胡适先生支持，它传播民主自由思想，对社会弊端的直言不讳，在五〇年代，成为台湾社会唯一的一座灯塔。那是撤退到台湾后，喘息舐伤的时代，大陆上的惨败，不但没有使国民党有任何醒悟，反而认为：“共产党的成功，是我们国民党太善良的缘故！” 　　于是更加强党化教育和组织训练，最高统帅蒋中正先生的领袖地位更加巩固。只有《自由中国》杂志，呼吁希望国人从腐败、独裁、封建中觉悟。我到台北后，不久就跟《自由中国》的一些成员，包括社长雷震先生、编辑聂华苓女士、傅正先生，来往密切，我对《自由中国》的言论，从头到尾，由衷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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