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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被俘(1)

我在救国团有我的天地，除了上班时间以外，都在写我的小说。长篇小说集《蝗虫东南飞》，中篇小说集《莎罗冷》，短篇小说集《秘密》《怒航》《凶手》《挣扎》，都在五〇年代出版。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了小小的名声，受到文坛重视。那个时代，因为出版的困难，出名反而比较容易。 　　当时全国本来只有一个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可是它一开始就被少数几个人把持，不肯放手，于是引起了窝里反，以冯放民、刘心皇、王临泰三位先生为首的一群作家，宣告脱离，在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支持下，成立了“中国青年写作协会”。真正领导人是救国团文教组组长包遵彭和副组长杨群奋，我则是负实际工作责任的总干事。担任总干事最大的好处是，使我认识了五〇年代大多数作家。 　　当总干事还有好处，当时台湾不但对外封闭得像一个铁桶，对内也很少旅游，只有中国青年写作协会会员不断组团作环岛访问，这在当时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行动。而更石破天惊的是，还组团分别访问金门和马祖两个军事重地，每一次都由救国团出面向海军总部申请一艘登陆艇，由海总在坦克舱搭起床铺，这不是一个普通民间团体所可以办得到的。 　　另一个好处是，每年暑假救国团都举办暑期学生战斗训练，在各式各样的战斗训练营中，特别成立一个战斗文艺营，这个营就交由青年写作协会主办，我自然是主角。文艺营普通分为四组：小说、诗歌、戏剧、文艺理论。 　　——后来，我离开救国团，尤其是入狱以后，所有该会的历史文献，对我都一字不提，手法干净利落，态度严峻，就好像俄共之对付托洛斯基、中共之对付陈独秀。即令是图书上，遇到作者是我时，“郭衣洞”也会被删去“郭”字，成为“衣洞”。 　　救国团的工作虽然使我有所收获，但有时候也受到岐视。有一次，《自由中国》雷震先生邀请几位朋友到他家后院喝下午茶，来宾中一位是台湾大学教授殷海光先生。殷海光是谁，我那时还不清楚，殷海光当然更不知道我，但他一听到救国团几个字，立刻露出不屑的面孔，态度傲慢。我总认为教授气质应该有相当涵养，春风化人才对；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殷海光所以有那样的态度，是他把我归了“异类”的缘故。 　　救国团上自蒋经国，下到每一位职员，都把《自由中国》视为寇仇。有人警告我，不要再和雷震他们来往，但我不能接受，因为内心里喜欢并且尊敬雷震先生，从不觉得和《自由中国》来往，是一种背叛团体的行为。当救国团发动四面八方围剿《自由中国》时，我没有写一个批评的字。不过我却在《自由中国》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幸运的石头》，描述一个人一辈子靠运气，而不是靠能力，步步爬上高位。 　　这篇小说写得并不好，但是却被认为讽刺某些人物，就有人打小报告说：我在东北陷入解放军之手时，曾被俘掳，而且被关到集中营受过训。当时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说，蒋中正在总统府召见重要将领，张飞进见，警卫说，你是行伍出身，没有学历，不行。诸葛亮进见，警卫说，你有民主思想，不行。马超进见，警卫说，你是地方军阀，不行。关公进见，警卫说，你被俘过，不行。袁世凯进见，警卫不认识他，问他说：“你是谁？”袁世凯回答说：“我是袁大头。”警卫惊喜说：“袁大头？走后门！” 　　被俘这项流言的诬陷，是我中年以后的巫蛊。我无法证明我没有被俘过，而且，主要的是，没有人要我证明，即令我可以提出证明，也不知道向谁提出。巫蛊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无所不在的病毒，被咬过的人，才知道它的厉害。假证件的事，那是自己真正的作伪，不是别人诬陷，赖上帝的保佑，终于过关；可是“被俘”突然现身，紧紧的抓住我，我不知道怎么摆脱。 　　有一天，文教组长包遵彭先生把我叫到房间，锁上房门，严肃的问说：“我们是老同学、老朋友，东北撤退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检举你在东北被共匪俘掳过，还在集中营受过训。” 　　我跳起来，大声说：“我没有被俘过，也没有受过训。这消息是哪里来的？” 　　“消息来源当然不能告诉你，反正有人检举。” 　　“我要面见主任（蒋经国）解释，这是从没有的事。” 　　包遵彭立刻紧张，用力握着我的手，说：“天老爷，你千万不能向主任作任何反应。懂吗？我们是老同学、老朋友，我才这么坦率的告诉你。本来只教我暗中调查，并没要我通风报信。主任如果问你怎么知道有人检举你，你怎么回答？” 　　我目瞪口呆。 　　“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讲，”包遵彭说，“不但害了你，也害了我。如果你说是我告诉你的，我会当场否认。” 　　“那我应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一切谨慎就是，不要得罪人。” 　　不久之后，主任秘书李焕先生也把我叫去，谈一些公事后，轻描淡写的问了一句：“怎么有人说你在东北被俘过？” 　　我重复一遍向包遵彭说过的话，李焕也用包遵彭同样的话，嘱咐我谨言慎行。 　　这种千钧压力，每隔一段时日，当我心情正要恢复平静之际，总要重演一次，然后原样结束。最无奈的是，我还被严厉的告诫，不准向任何人提起。 　　后来我才知道，“被俘”是一个严重的罪行，最高可以判无期徒刑。我陷在五里愁雾中，日夜忐忑不安。 　　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国际上流行一种称为“年会”的学术会议（不是年度性质的会，而是专题性质的会，像国际物理年会、国际地球年会）。救国团在一九五八年冬天，在风景明媚的日月潭，举办“中国青年文史年会”，其实就是一个以大专学生为主的冬令营。就在年会上，我认识了静宜英语专科学校（后来改为静宜大学）的学生倪明华，这是我一生中，又一次被切成两段，一切归零。爱情足以使年轻人着迷，但对中年以上的人来说，只不过一句虚话；尤其是男人，事业居于无可动摇的第一位，爱情不过逢场作戏。可是，对我不然，这一场爱情，使我跟永培仳离，和整个社会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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