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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横渡台湾海峡

　　上海的繁华不亚于两年以前，而且更乱。我在上海码头下船之后，望着滚滚北流的黄埔江和人潮汹涌的黄埔滩，偌大的中国第一大城市就摆在面前，我不知道往哪里投奔，不仅仅是落寞，而是绝路，十四个袁大头现在只剩下了两个，而下一段的人生，还没有开始。这两块钱能支持几顿饭呢？吃完了以后又该怎么办呢？我拎着小包，在黄埔滩徘徊流连，坐下来休息了一会，起身走一会，再坐下休息。我焦灼愤怒，而又羞愧难当，一股勇气使我走向江边，想索性跳下去，这一辈子就再也不用烦恼了。

　　可是，就在我犹豫要跳的时候，听到一个东北口音的呼喊：“东北来的同学，快点上车，我们要去四号桥。”

　　我立刻跳起来，朝一辆已发动了引擎的大卡车奔去，上面插了一面好像什么救济会的旗子，这个巧合把我拉在阳世这一边，直接送到设在四号桥警察公墓的难民收容所，墓园里搭了一排草棚，里边有竹子扎的两排上下铺，我就在下面一排躺下来，睡了一大觉，醒来后，正好难民收容所开饭，就吃了一个饱。

　　在难民收容所停留的十几天内，时局有大的变化，国军被人民解放军彻底击溃。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意外，但对我来说，几乎完全在意料之中。国军的腐败和丧失民心，已经到了谷底，军纪荡然无存，军队既不知道为什么作战？也不知道为谁作战？我在上海那段时间，翻阅一些几个月以前的旧画报，画报上介绍蒋纬国将军领导的装甲部队，每辆坦克车上，竟都配有一位其貌如花、服装入时的女服务员。而刚到任的广东省主席宋子文，第一道命令却是要各县修一个飞机场，以便他前往视察。覆亡逼在眉睫，还在那里儿戏，使我悚然。相反的，人民解放军的清新形象，却是有口皆碑。

　　淮海战役一失败，上海的人心更乱，金元券以山崩的速度贬值，总统蒋中正先生宣布辞职，由副总统李宗仁先生代理。谣言说，中央政府将迁往广州，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随政府再向广州逃亡。这时候我手里还有两块银元。

　　那天早晨，我躺在竹床上，睁着眼发呆，忽然听到上排几个年轻的东北同学，在那里谈话，大意是说，设在台湾左营的海军士官学校，正在上海海军码头招生，招生主任吴文义先生是东北人，但对他们这些同乡的东北籍青年，却拒绝接受他们报名。

　　“吴主任叫我们找保人，”其中一位青年叫，“怕我们是匪谍，我们从东北跑到这里，哪里找保人？岂不是故意刁难？”

　　“什么？吴文义？东北人？”我抬头问。

　　“是的。”

　　“他从前在哪里做事？”

　　“听说在战干团当队长。”

　　“对了，就是他，”我大叫，“他是我的老长官，我可以做你们的保人，带我去见他。”

　　这真是一项传奇，偶尔窃听到的一段话，和一种喜爱帮助别人的天性，使自己命运再起变化。当我在七、八个东北籍同学簇拥下，见到吴文义的时候，吴先生接受我的敬礼，听了我的陈述，愉快的说：“没有问题，你介绍多少人我都可以收。至于你，你在干什么？”

　　我老实报告我的窘境。

　　“跟我去台湾吧！”吴先生毫不犹疑的说，“明天一早就开船，你今天晚上以前，一定要来找我，我会把你带到台湾。”

　　这好像是梦中又做了一梦，我急急的返回四号桥，找到从北京一起出来的东大同学熊镇父女，和堂弟郭立熙。正要离开时，忽然之间，在重庆便相识的于纫兰女士跟她的弟弟、弟媳、妹妹、侄儿、侄女，刚从东北（她最后当锦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逃到上海，也被送到四号桥。我跟她一照面，就拉她跟她一家人同行。于大姐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问我说：“你要不要先跟吴主任谈一谈，我们再去。”

　　“用不着先谈，我完全当家。”

　　这是已经落伍了的两肋插刀性格，不过，时间确实来不及，海军码头到四号桥足有十数公里之遥，公共汽车转来转去，到了码头，太阳已快落山了，岂能回来再去？就这样的，我们上了登陆艇，在甲板上打下地铺。当夜，海军码头一片清静，只看到市区万家灯火。

　　第二天一早，登陆艇缓缓驶出吴淞口，长江浩荡，心思万端，默默无语，渐行渐远，终于海天一色。这样的缘份，使我离开上海。当我再回上海的时候，已在四十年之后。

　　登陆艇在台湾左营军港登陆，当时就听说有位“青干班”同学在海军总司令部做事（“青干班”教育长桂永清将军如今当海军总司令，依照当时军中习惯，他带了好多“青干班”同学到海军），于是，我找到在青岛曾经碰过面的侯洵。侯洵曾任青岛海军司令部军法官，国军阵营中少有的青年俊杰，尤其他贵为军法官，却一贫如洗的操守，令我尊敬。又找到同是青干班同学的岳家军，他确实是岳飞的后裔，和一个护士小姐结婚，住在日本式的军官宿舍里，一个家整洁而安定，使我大大的羡慕。后来又找到在海军士官学校任政治部主任的赵诚，赵诚劝我留在士官学校当教官，我没有经过思考就满口答应。可是等了二十多天，赵诚的签呈被上级批驳，因为那个时候，正在人事冻结。人生的道路上，一个小石子有时候都会使你转变方向，走入另一个世界。当时赵诚的签呈如果批准，我一定会跟赵诚、岳家军、侯洵一样，四十年后，从上校职位上退役。

　　左营无地栖身，于是向吴文义先生告别，北上台北，这时候才开始真正的深入台湾本土。我从没有爱过一个地方像这样一下子就爱上台湾，没有什么大道理，也没有什么口号，只是在很多细节上，体察出自己这份感情。高耸云际的椰子林，只有童话书上才有，现在正到了童话王国。彷佛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水井，水井旁边都有一个水池，装着满满的水，明澈而清凉，舀一瓢浇在头上，能使每一个毛孔都感觉到舒畅。还有，到处都有潺潺溪流，包括台北市区，台北街道两旁的排水沟，都清澈见底，小鱼游来游去，还有小小的像小拇指一样可爱的螃蟹。

　　我对黄澄澄香喷喷的香蕉尤其钟爱，对一个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香蕉的北方人来说（我这一辈子其实曾见过一次香蕉，是在开封水果店里，皮都变成漆黑，孤单单的一只挂在梁上，价钱贵得吓死人），那种诱惑力非常强大。我买了很多根，装在上衣两个口袋里，即令在左营那个严肃的海军基地，我也是一面走一面吃，一直吃到口吐酸水，再也不能吃为止。至于菠萝，那更是仙果，北方土著不但没有吃过，也没有看见过，甚至没有听说过。真正使我爱上这个地方的是岛上的居民，那时候，我（包括几乎所有的外省人）根本不知道岛上竟拥有三个族群，一是马来族，被称为山地人的原住民；另一是华人后裔的被称为闽南人或福佬人的漳州、泉州人；另一是同属华人的客家人。大家的语言并不相同，但对我并不重要，因为反正谁的话我都听不懂，因此也无法分辨他们语言的差异。

　　这时候政府开始推行国语（北京话），我虽然不会说北京话，但我那一口河南土话讲慢一点，也还可以让人听得懂。借着这样的交流，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在外地被接纳。——在四川的时候，我是外省人（下江人）；在东北的时候，我也是外省人（关里人）；现在来到台湾，身份并没有改变，照样仍是外省人（大陆人），可是，没有一个地方使我感觉到像台湾这样的，有一种气候、土壤、人情、风俗融合在一起，令人感到被接受的温暖。

　　台湾中华人的两大族群——闽南人和客家人，都有一种移民的性格，那就是包容性。从大陆来的外省人，大致上分为北方人和南方人。北方气候严寒，冰天雪地，生存不易，对南方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有梦寐的遐思。和南方人比较，我觉得南方朋友的胸襟比较宽大，人和人相处尽可能的维持礼貌，保持从容，为自己也为别人留余地。一个穷苦没落的朋友前往投靠，他们总会善言接待，献一杯茶。而北方人比较紧张，朋友一进门，主人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哭穷，把自己形容成一级贫户，以使进门的朋友在听到主人即将饿死的惨境之下，不能开口求援，只好起身告辞。

　　这些以往的经历，很快的就使我爱上这个蕃薯形的岛屿，即令后来在这岛上受了很多苦，甚至几被枪决，但我的感觉没有改变。

　　从左营搭火车，我几乎一路吃香蕉吃到台北，我不知道吃香蕉和吐酸水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吃了又吐，吐了又吃，一直吃到实在吞不下去，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吃伤了”才止，所以几乎足足有两、三年之久，我一根香蕉都不吃。

　　到了台北，又是人海茫茫，不知道向谁投奔。在火车上，我听到一群青年学生说：台湾省教育厅在火车站前的七洋商行（就是现在天成饭店那个位置）被腾空的大楼里，设立流亡学生招待所，而且有饭供应。我就随那群人到七洋商行。一进门，只见有好几百人挤满在里面，听候教育厅分发学校。我不是在校学生，连登记都没有办法去办，每天唯一的事情，就是躺在床铺上，仰望着天花板，又回到上海四号桥警察公墓招待所那种绝望的日子。

　　就在这个时候，南京陷落，接着上海陷落，台北人心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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