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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北京陷落(2)

两天后，人民解放军堂堂皇皇进入北京，街上挤满了人群，一半以上是大学生，当然也有小市民，可是他们跟站在两旁看热闹的国军的残兵败将一样，脸上充满了疑惧。那绝对不是一个万人空巷以迎王师的场面，但却是年轻学生们长久盼望的日子。他们在街头兴奋的奔跑，扭着秧歌，还在旁边用口琴斯斯文文的伴奏（秧歌是东北农村插秧时的民间简陋舞蹈，跳起来时，你说它有多丑，它就有多丑，那是一个绝对上不了台面的舞蹈）。可是，共产党既然提倡它，它就成为青年们的光环，很多学生乘着还没有涂掉国徽的国军十轮大卡车，在街上奔驰高歌。 　　就在东单，突然间一个国军少校军官在马路上把鱼贯而进的车队拦下，抓住驾驶座右座的两个大学生，一面哭，一面咒骂：“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的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 　　那位少校已经失去理智，一边哭，一边骂，一边殴打，一时间全街都呆住了。最后还是他的同伴把他强制架走，才没有惹下大祸。 　　这时候，北京只剩下一家报纸，那就是《世界日报》，它的老板成舍我（后来他在台北创办世界新闻学院，保护了不少被蒋家父子迫害走投无路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在北京，但他的这份报纸，却是北京孤舟短暂行程中的一盏明灯。每天，当报纸出来的时候，成群结队的读者，围在贴报栏下，默默读着没有经过共产党审查的新闻——这恐怕是共产党有史以来，准许新闻自由的几天。 　　《世界日报》刊载国军反攻部队，正向天津及杨村挺进的消息，间或隐约暗示舰队逼进大沽。淮海大战虽只结束二十余天，国军虽早退守长江以南，事实上不可能立即卷土重来，向千里外的孤城发动攻击，不过沉到海底的人，连动荡的海草，都会当作是救生绳索。北京城里国军的那些残兵败将窃窃私语的转告，心里燃烧起不应该燃烧起的希望。但我对这份报纸永难忘记的却是，它正在连载张恨水先生的一篇小说《开门雪尚飘》，描写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到北京的一对年轻夫妇，丈夫是一个位置低微的小职员，太太漂亮非凡，丈夫的同事和丈夫的高几级的长官，都向她展开攻势。有一次，妻子应邀参加舞会，丈夫尾随着进入警卫森严的大院，从大厅窗子向里偷窥，只见妻子貌如天仙，而那些自己平常见面向他们鞠躬、他们连一声“哼”都不会响应的高级长官们，现在一个个笑容满面奉承谄笑的围绕着自己的妻子，作丈夫的心都冻结了。我还记得小说中，宴会后那天晚上回家，他们夫妇的简单对话：“我们不应该那么早结婚，”丈夫叹息说，“你不属于我这个阶层。” 　　“天不早了，睡吧！”作妻子的说。 　　这样的对话真是传神，我当时就想：“我写不出来。” 　　故事的结果是，第二天一早，丈夫一觉醒来，妻子已不在身边，桌子上留了一封信，写了几句措辞简单的抱歉的话，向丈夫告别。丈夫惊慌的打开屋门，发现已下了一夜的雪，雪花片片，仍在院子里飘，连妻子的脚印也看不见了。 　　这正是抗战胜利后的故事，大概因为我太早尝遍世态炎凉，所以使我感到特别荡气回肠。 　　这份自由报纸大概出了十天，就被共产党查封。查封的术语是：剥夺国民党特务的反动武器。于是，黑暗的北京就更黑暗，共产党对付政府属下的知识分子，唯一的办法就是遣送他们返乡生产，也有一部份人被人民大学、华北学院之类的统战机构吸收。日子拖下来，每一个年轻人口中都在互相称呼革命同志，我受不了那种虚假，有一种不能忍耐的冲动，共产党的同志爱是制式的，一种纸花的美丽，比国民党的同志爱还不可信赖。我决心继续逃亡，向几千公里外从没有去过的南方疆土逃亡。 　　然而我哪里都不能去，因为身上没有一分钱，连蹲在街头吃碗“茶汤”的钱都没有。就在阴历年的除夕（那应该是一九四九年的二月了），正在常咸六家中发呆，徐天祥走进来，坐在我对面，问说：“你走不走？” 　　“我想走，可是我没有钱。” 　　“国民党已经完了，你往哪里走？走到哪里，共产党追到哪里，最后还是落到他们手中。记不记得陆秀夫的话，一辱不可再辱，你已经被遗弃一次，不要再被遗弃一次。” 　　“再辱也没有关系，”我说，“我受不了这种窒息。在一个有自由的地方，摆地摊擦皮鞋也是高兴的。” 　　天祥笑笑看着我。 　　“可惜，”我沮丧说，“我身无一文，寸步难行。” 　　天祥从口袋中慢慢的抓出一迭银元，放在桌上，一个一个把它迭起来，迭得高高的，用手指数了数，整整十四元。然后，把它推到我面前，轻轻的说：“拿去。” 　　“这算什么？”我问。 　　“这算你的路费，拿去就是了。” 　　“你哪里来这么多钱？” 　　“你不要管，拿去就是了。” 　　“你自己为什么不用！” 　　“国民党气数已尽，没有生存的希望，我就留在北京。” 　　十四元，足够我逃到上海。于是急急联络几位东北大学的朋友（那时孙建章已随着十六军撤退）匆匆结伴南下。我们的行程是由北京坐火车到天津，再由天津坐汽车到济南，由济南坐火车到坊子，穿过无人地带，再到仍在国军据守中的青岛，然后从青岛乘船到上海，到上海后再作下一步的打算。 　　于是那一天（大概二月十日左右），在常咸六家脱下军服，换上百泉初中同学这时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杜继生所赠的长袍，和几个朋友，跟几个月前从沈阳出走的情形一样，在晨曦朦胧中，悄悄打开大门，悄悄踏上街道，回头向杜继生、常咸六夫妇告别，冷风刺面，我连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然而，也就这样的，我离开了北京古城，挤上满是残兵败将的火车，只听汽笛最后一声哀鸣，忽然想起来，远在辉县，我于逃亡后才生下来的女儿冬冬，又想到留在息县的另一个女儿毛毛。刺脸的寒风，从脸上移向心头，碎成片片。面对茫茫前途，孑然一身，这一年，我二十九岁，一生努力，化成一片模糊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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