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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北京陷落(1)

我和徐天祥、孙建章三个人（廖衡回他的故乡哈尔滨探亲，稍后也辗转来到台湾），终于穿过山海关，到仍在国军控制下的唐山，再坐火车转往北京。这是一个悲凉的下场，我们住在一个朋友介绍的小公寓里，眼睛望着天花板，口袋里空空如洗，肚子开始饥饿。孙建章去投奔在十六军当连长的朋友，我和徐天祥忽然想到，我们以第三军官训练班教官的身份，可以投奔设在北京旃坛寺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军官训练班。于是去了，一个上校组长一看见我们的狼狈装束，就拉下脸来，用拳头敲着桌子说：“你们为什么不抵抗？” 　　我们呆在那里，不敢坐下。 　　“你们为什么不抵抗？” 　　徐天祥已经气结，我结结巴巴说：“我们是文职人员，不是带兵官。” 　　“你还强辩，革命军人就是随时准备牺牲。” 　　我回答说：“北京朝不保夕，看你去当革命军人吧！” 　　说完之后，拉着徐天祥走出办公室。 　　维持尊严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和徐天祥陷入绝境，只好四处拜访朋友，东一顿西一餐的维持生活，很快的就瘦得不成人形。 　　我后来找到一位辉县小同乡，在新六军当少校的常咸六。常咸六不知道害什么病，双目突然失明。我和徐天祥经常到他家——口袋胡同二号，他太太总为我们准备一杯茶，有时也请我们吃碗面条，可是仍难忍饥饿。 　　有一次，我和徐天祥在西单马路上，毫无目的的闲逛，我忽然厉声说：“你活该挨饿！” 　　徐天祥看一下我。 　　“你活该挨饿，”我愤怒的说，“你受过高等教育，却喂不饱自己的肚子，你饿死都不足惜。” 　　“你说谁？”徐天祥问。 　　“我说我。” 　　我对饥饿和贫穷充满了憎恨，不能原谅自己的无能。 　　我忽然遇到那位连门德尔定律都不知道，却考上西南联大的百泉初中同学朱光弼。他现在是北京大学四年级学生，这时候，我才知道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已变成一个狂热的共产党，是北京地下党的重要人物之一。我就常到北京大学，跟他对床而眠，听他讲些无产阶级革命的种种故事。我如果肯洗面革心的话，他答应由地下管道，把我送到城外人民解放军总部；我说我愿意洗面革心，但我不肯到人民解放军总部。 　　这时候，政府所辖江山，一半已沦入共产党之手，全国知识分子的左倾程度，接近宗教狂热，一个人是不是向共产党靠拢，成为检查他是不是进步人士的唯一标准。可是，共产党没有个人自由、唾弃温情、标榜党性，全都使我毛骨悚然，我性格上不喜欢拘束，觉得人性尊严和温情扶持，是人类共有的美德，党性只是英明领袖巩固自己权力所加到群众身上的私刑。这感觉使我不甘心屈从，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并不伤害我和朱光弼两个人的感情。每天早上，他都陪我到豆浆摊吃烧饼油条，往往先让我坐下，然后他站在旁边数他口袋里的钱。有时说：“只能吃一碗豆浆。” 　　有时说：“再加一个烧饼。” 　　有时遇到财大气粗的日子，他就大声叫：“管饱！” 　　我这时候就吃一碗豆浆、两个烧饼、两个油条。朱光弼很少自己也坐下来吃，他总是先在学校吃饱稀饭，因为两个人吃，钱就不够了。 　　北京城里，街上人潮汹涌，挤满了国军官兵，也挤满了象征那个时代特有的小贩，手里托着一串银元，在西单徘徊，口中单调的叫着：“买俩卖俩！” 　　这是钱贩子，从事银元和当时流通货币——金元券的兑换工作，从中赚取差额，利益十分可观，那时候金元券像瀑布般的下跌。小贩在这个巷口，一个袁大头可以买金元券五亿元，走到另一个巷口时，就可以买五亿五百万元，等他再回到原来那个巷口时，一个袁大头已涨到五亿一千万，到不了晚上，一个袁大头可能换六亿了。但大家仍在绝望中制造希望，甚至有人说，国军已反攻到廊坊，更有人坚称他确实听到炮声，这是一个垂死挣扎的幻梦，沈阳沦陷前后，人们也都传说国军在营口登陆。 　　同时盛行的还有卦摊，每人问的问题都一样——前程。卜卦的答案也千篇一律，只有两个：一是你就留在北京！北京是福地，自有贵人助你；另一是吉祥在西北，西北有贵人（那时候西北还在傅作义部下董其昌将军之手）。事后的先见之明，福地远在东南——大海中的台湾，可是，没有几个人知道中国还有一个台湾，就是知道也跟知道太阳系有个月球一样，远在天涯，不是人们可以随便去的地方。 　　忽然，毫无迹象的，有一天，傍晚时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派人在街上发放传单，要市民于晚上六点钟，一定回到各人的家，收听重要消息。大家已经察觉出来，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可是无法确定它的内容，也不敢相信全国人民所依赖的傅作义将军会抛弃那么依赖崇拜他的军民。很自然的，当夜幕低垂，六点钟正的时候，我、徐天祥等，都聚集在常咸六狭小的房子里。就在这时，收音机宣布：“请听众十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不久，收音机再次宣布，请听众五分钟后听重要广播。不久之后，收音机第三次宣布：请听众一分钟后听重要广播。一分钟后，收音机在万籁无声的空气中，慢慢的说：“华北总部、人民解放军联合公报：第一……”没有人记得详细内容，仅只“华北总部、人民解放军联合公报”这几个字就说明了一切，傅作义投降，北京陷落。用共产党的术语说，“北京解放”。 　　剎那间，在家中听广播的人，几乎倾巢而出，到街上访亲寻友，探听消息。至于探听什么消息？谁也不知道，只是像被捣坏了窝的蚂蚁一样，张皇四窜。 　　第二天，我到街上，北京已出现另外一种气象。每一个路口，都有三个哨兵，一个是华北总部战士（这时已自动拿下“剿匪”字样），一个是人民解放军战士，一个是北京市警察。显然的，当华北总部向人民保证，化危机为转机，只是收回拳头准备出击的时候，其实他们已在秘密的出卖他们的部下与忠于他们的人民。 　　我找到朱光弼，他把我领到刚成立的人民大学门口，要推荐我去读研究部。 　　“国民党会毁了你，你有志难展，”朱光弼说，“共产党有无穷天地，爱才如命，你要留下来，新国家需要你。” 　　我支支吾吾，答应一定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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