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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沈阳陷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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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日报》的登记，政府始终没有批准，国民党是一个愚笨的党，它严厉的控制报纸的登记，认为可以箝制新闻自由，所以四〇年代真正中国人的心声，反映在当时的杂志上，而不反映在报纸上。不过，幸而政府没有批准，如果批准，我们的损失将更惨重。 更大的挫折来自于整个时局的变化，国军在东北拥有最精锐、最现代化，而且远征过印度的武装部队——新一军和新六军等，他们从军服到武器，全是美式装备。可是，经过两年内战，东北剿匪总司令从熊式辉到陈诚，从陈诚到以饭桶闻名于世的卫立煌，甚至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中正，也亲自到东北视察。后来，蒋中正被选为中华民国总统，种种措施和声势，都不能挽救东北的危机。四平街一战之后，以守城受到举世尊敬的陈明仁将军，突然被中央撤职，军法审判。大家已经发现，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政府，已公然向民心宣战。局势遂像从山顶滚下来的坠石一样，不可收拾，各大城市纷纷沦入共产党之手。最后，偌大的东北只剩下一个沈阳和一个锦州。沈阳街头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不但高官富商纷纷逃亡，连贫苦的小市民也纷纷搭飞机远走北京。 贫苦小民搭飞机逃难，写下了中国社会史上最重要的一页。设在北京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雇用民航公司的飞机，把大量军粮和武器运往东北，飞机回程时，舱位全空，沈阳有些单位就利用这个空舱，疏散他们的员工，当员工疏散得差不多后，空舱依旧。有些人就利用机会，包下空舱，向民间出售机票，从中赚取佣金。 不管谁申请买票，都要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批准，以堂堂的剿总之尊，竟去处理小民的机票，荒谬得不但使人失笑，也使人震惊。报纸上也有人作温和的攻击，认为“剿总”应该掌握大局，不该过问鸡毛蒜皮小事。“剿总”反应十分激烈，叱责他们是匪谍的言论，企图掩护匪谍逃往北京，之后就再也没有批评的声音了。这小故事隐藏着一个大的意义，事实上，“剿总”官员，没有任何大事可做，批准机票就是他们唯一能做的大事。整个军事行动——战略的、战术的、后勤的，以及陆海空军联合作战计划，剿总都不经手，而由蒋中正在遥远的南京决定，甚至一个团的出击或撤退，都由他直接指挥。“直接指挥”应该是国军在这场大规模内战中主要失败的原因之一。历史上处处可以看到直接指挥的悲惨结局，只是，所有自命不凡的头目，总是喜欢直接指挥，因为，只有直接指挥才可以显示自己的权威和英明，十分过瘾。 东北的末日终于来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上午，我冒冒然去北大营第三军官训练班，探听能不能领到薪俸，发现北大营全然一空，官兵们已全部撤退到沈阳市区。息县那次被隔绝在城外的镜头，重现眼前，我大为恐慌，急行折返沈阳，发现国军押解了约有一两百人的解放军俘虏，进城囚禁，那些俘虏竟高兴得好像排队去看电影，街上有一种诡异的气氛。回到大东日报社时，厨夫告诉我说，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住在炮子坟（炮子坟距大东日报只有二十分钟路程）。这时候，我才看到当天出版的《新报》，四十五年后，仍记得它的头条标题： 沈阳城外 共匪不多 我没有心情看内容，只感觉到这样的标题，令人啼笑皆非。傍晚时候，街上已经没有行人，我、徐天祥、孙建章、廖衡，挤在楼上小房间里，面面相对，说不出一句话。我再一次遇到前途尽毁的悲剧，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间，又化成云烟。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新世界，我是一个失败者，而我今年已二十八岁了，我们四个人唯一的财产，只剩下那位将军支持我们的二、三十袋面粉，又能坐吃几天？ 第二天上午，解放军大批进城，车队也鱼贯而入，穿着灰色棉军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车上挤成一团，解放军中有些女孩子（使我想到“青干班”时一些女同学）还打开胸前的钮扣，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震天的歌声和笑声，一辆一辆的在大东日报社前面奔驰而过。我不知所以的面对着他们的欢乐，这幅画面，深刻的印在脑海。四十年后，回想往事，这些欢乐的林彪部队的年轻女孩，以后有没有受到他们自己人的惨酷斗争？ 我去辽东文法学院打听消息，一位组长满面愁容的坐在那里，告诉我说：“真糟糕，我们学校好不容易在伪教育部立案，现在，又要重新申请立案了。” 我一时没有听懂。 “伪？哪个伪教育部？” 我以为指的是满洲帝国教育部，因为人们都喜欢在满洲帝国所有的单位加上一个伪字。 “当然是南京伪教育部！”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条变色龙，真不了解他怎么会变得这么快，而脸上一点也没有难为情的痕迹，早上还称中央教育部，中午就自动加上了“伪”。回顾两年来，东北朋友自动称“伪”的那种心情，有深刻的感受，“真”与“伪”完全跟着政治气象走，片刻都不迟疑。我怅然若失的回到大东日报，门口已有解放军的岗哨。他们的规定是，人可以自由出入，不闻不问，但东西只可以带进，不可以带出。这是我和共产党第一次接触——扫地出门。 事实明显，我们即令想苟延残喘的留在沈阳，也不可能。第一、我们是外省人；第二、我们所拥有的几十袋洋面，在扫地出门政策下，实际上已被他们全部吞没。于是，决定放弃一切（其实这时已没有“一切”了，只剩下两肩一口），逃亡北京。 我、徐天祥和孙建章三个人这次逃亡，有一个特别的方式，那就是脱下平民便装，穿上临时买来的国军军服，唯一不同的是，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国徽拿掉。前一天晚上，我们聚集到辽东文法学院办公室，第二天凌晨，就以国军打扮，雄赳赳、气昂昂的，走向沈阳火车站，想买一段南下的车票，能买到哪里就买到哪里。我们所以改穿军服，因为那正是共产党所实行的宽大政策和既往不咎时代、统战心战的颠峰。凡是国军，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的“还乡生产”。我们恰好抓住这个机会，如果再迟几天，共产党政策一变，那就插翅难飞。四十年后，我和孙建章在台北被调查局逮捕，一个叫李尊贤的调查员问口供问到这里时，把笔愤然的投在桌子上，发出磔磔的冷笑，大声叱骂说：“你们竟然能穿国军的衣服走出匪区？这就够了，你们证实你们自己是匪谍。” 当时除了这套军服外，每人还拿了一张通行路条，至于这三张路条是哪里来的？已无法记忆。好像一张是孙建章用肥皂刻了一个图章，另两张是解放军发的货真价实的通行证，我们从别人的手中买来，用去墨水改造的。 走到沈阳车站后，暗暗的吃惊，偌大的车站，平常一向人山人海，喧声沸腾，这时竟然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变成一个古老的废墟。其实，倒并不是没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军官兵，现在却是那么有秩序的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有的像S形转来转去。吃惊的是，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好像一夕之间，都成第一流国民。 徐天祥在一旁说：“共产党真行！” 我回答说：“不，这是恐怖下的产物，中国人没有管束自己的能力。” 抗战末期，政治腐败到极点，军事是政治的延长，军风纪也完全荡然，国军和土匪海盗，没有分别，不要说从来不排队，甚至从来不买票。一旦巢穴倾覆，只好排队买票，而且还排得这么规矩，只不过失去靠山，胆都碎了。 售票窗口打开，才发现南下的火车只能买到皇姑屯，而皇姑屯距沈阳只有一站。我们到了皇姑屯，安静的出站，站外挤满了农家用的马车，这正是乡下人农闲赚外快的时候。我们雇了其中的一辆，南下山海关。这是一趟奇异经验的旅途，入夜之后，马路两旁涌出大批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紧夹着马车进发。这批解放军是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南下攻击北京，人民解放军军风的严明，使我们咋舌。在黑暗中，那些彻底执行军令的战士，常常高声发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怎么有车可坐？” 我总是回答：“我们是国军。” 当对方一时听不懂，或弄不清楚什么是国军时，我就作一个总结说：“我们是蒋匪！” 那些纯朴的战士们就一言不发，从没有一个人刁难。马车夫有时还吆喝他们：“让路，让路！” 他们每次也都踉踉跄跄的让路，见惯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凶恶，我从内心对解放军生出敬意，这岂不是古书上所说的：“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 解放军的行动跟传统的行军方式，恰好相反。他们于夜间上路，天亮时进入村落，分住民家，早饭后，门口从来不站岗哨，一个村落里，虽然驻扎了大军，但是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他们的岗哨都站在屋顶上，居高临下，一览无遗。除了解放军，还有成群结队，没有钱雇车的国军残兵败将，他们带着干粮，低着头，有时混在第四野战军的行列中，一步一步南下，跟解放军的方向虽然一样，却拥有两样心情。 就在山海关附近，我看到一个国军军官，断了一条腿，鲜血一滴一滴的滴在路上，他双肩架着支架，一步一跌，跌下后再艰难的自己爬起，然后再一步一跌。他是湖南人，他说他要回家，家里还有母亲、妻子，还有弟弟。他在新六军当少尉，眼睛大大的，十分清澈。我送给他一块大头，他收下来说，他将来定要回报。 多少多少年后，海峡两岸开放，来台的很多大陆军民重回家园，这位军官下落不知如何，恐怕已成春闺梦里的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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