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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蛇山一带红点多(1)

做为一个侵略者，日本真是世界上最拙笨的一国。美国四出侵略，在世界上反而落个美名。人们都相信中国跟美国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其实错了，中法战争时，天津附近的法国军队战败，美国军舰立刻偷偷的向中国开炮，支持法军，清政府无可奈何，忍气吞声，只好假装不知道。英国的侵略，建立了世界性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后来都成为拥护英国的友邦。只有日本，皇军所到之处，除了种下仇恨的种子外，其他没有任何收获。 　　中国的腐败、落后，与内部严重的分裂，把日本诱惑得如痴如狂，认为如不把这个邻居一口下肚，简直天理不容。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军队在河北省宛平县芦沟桥，假装一个士兵失踪，向中国展开大规模灭国绝种性的疯狂攻击，在算盘上（算盘是中国最古老的计算器），他们明白的计算出中国必亡的结论。 　　当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出时，中国全国再度陷入疯狂，一种要求抵抗到底的民心，没有人可以阻挡，于是，共产党向国民党投降，陕北红军被改编为第八路军，江南红军被改编为新四军。我在年轻时候像每一个男孩子一样，想在战场上成为英雄，以致连做梦都梦见到前线上挥动大刀杀敌。于是，就在七七事变后不久，高中二年级的我，投笔从戎。所谓投笔从戎，就是去投考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 　　除了火炽的爱国心驱使我投入这个大洪炉、大时代外，还有两个并不十分光明，但却十分重要的秘密动机。第一是我渴望早日离开继母，免得遭受毒手。第二是我无法弄到初中毕业证书，开封高中一再催促缴验。父亲也找过训导员王伦青先生，王先生只有办法使我报名考试，没有办法使我通过证件关卡，开除学籍的大祸随时都会发生，这种压力足以使我精神失常，我希望（一辈子都这样希望）跑到一个用不到文凭的地方，老死在那里！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设在南阳县，训练三个月，毕业之后，省政府负责派任工作，最高可当联保主任。读过王安石变法的人，都会了解，“保”是中国政府最基层的单位，大体上等于现在台湾的“里”，若干“保”可以组成“联保”，也就是九〇年代的“乡”，联保主任就是乡长。这对一群十八、九岁的青年来说，简直是天大的诱惑。而就在这三个月集训中，我第一次受到共产党那种神秘的和温暖的触摸。 　　一天晚上，同是来自开封高中、比我高一班、功课好得人人尊敬的同学张纯亮，把我叫到一个灰暗的角落，搂着我的肩膀，低声的告诉我，共产党在陕北有一个高尚的革命圣地，全国优秀青年从四面八方的涌向那里，参加真正的抗日工作，问我愿不愿意也去参加！那时候我正崇拜蒋委员长，自然不相信还有其他革命圣地。但张纯亮提醒我说：“共产党也是拥护蒋委员长的，你没有看报吗？” 　　张纯亮把陕北描绘成一个美丽乐土，大家像兄弟一样的互相照顾，那是一种革命感情。不过生活很苦，平庸的年轻人总是寻找借口不敢参加。我不认为自己平庸，就这样的，我成了张纯亮精挑细选出他所认为的优秀青年。不久，一次聚会时，我们决定某一天晚饭以后，各人分别向队上请事假、病假，或返乡探亲假，在东门里集合，由张纯亮充当班长，好像出操一样，把我们带出城门，这样可以避开岗哨的检查。共产党自有他们的地下交通网，把我们送到陕北。南阳、延安之间，直线距离一千公里，当中隔着高耸云天的秦岭山脉，沿途还有国民政府的军警和地方政府的岗哨，段段阻截，可能随时受到逮捕，遭到枪杀。但我们这一批人，热血澎湃，准备接受任何挑战，可是，最后并没有出发。因为就在约定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张纯亮被捕，我遥远的听到嘈杂的人声和凌乱的脚步声，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张纯亮所聚集的那些同学，互相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对方的面貌，张纯亮本人也没有招供出他所集结的同学名单，因为我们没有听到继续逮捕的风声。 　　伟大的陕北革命圣地没有去成（这是我一生中唯一可能加入共产党的机会），结业的时候，联保主任的高位也没有派到我头上，而是随着大多数同学，被保送到设于武昌左旗营房的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我们从河南去的同学，约有五百人左右，编成一个大队，番号是第五大队。我被编到第十三中队，中队长是中央军官学校十二期工兵科毕业生吴文义先生，这位东北籍的长官，在我一生中三个最大关键时刻出现，是我生命史上重要的一位恩师。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本土，进入中国中部第一流的都市，武昌和汉口，队伍穿过英租界的时候，也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英国国旗，以及滚滚的长江和热闹烘烘的码头渡口。一切都是陌生的、新鲜的，使我大开眼界。 　　“战干团”训练时间是六个月，前三个月是普通训练，后三个月是分科训练。我的好奇和好动使我报考了谍报队，丰富的幻想中，我希望当一个神出鬼没的间谍，像“〇〇七”一样（那时候当然还没有〇〇七）杀敌立功。然后以一个平凡人的姿态在街上闲荡，没有人知道我对国家有过伟大贡献，可是却在一个秘密组织中受到尊敬。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因为谍报队（第九队）的队长是一个南方人，好像是浙江人，他那种像鸟叫样的国语和傲慢的态度，与吴文义比较起来，简直是两种人类。间谍生涯遂到此为止，我又返回吴文义那个中队——第十三队政工队。 　　可是，中队长虽然很好，相当于排长的区队长李龄，却是一个毒疮——我生命中第二个侯万尊。天下所有的错误从此完全发生在我身上，打扫厕所、禁足、禁闭、挑水，李龄一不高兴或一高兴，我都会被罚。双手举枪，两腿半分弯，伏地挺身，二十个是起码数，有时候挺到六十才命令我停止，有时候挺到趴倒在地。但是，同班的另一位名叫叶子忠的同学，命运却好得像活在九霄云端，我常抨击他小白脸，从这项抨击，可看出我的长相，实在够不上什么水平。每次打野外或行军的时候，我本是第一班的排头，叶子忠是排二，但李龄却认为我头脑不清，而命令叶子忠当排头，这对我真是一个最大克星。三十年后，叶子忠当了台湾省电影制片厂厂长，而我却正在火烧岛坐牢，又一次证明人生确实有不相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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