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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蛇山一带红点多(2)

六个月的训练使我另有感受的是：我结识了许多外省籍的同学，像叶子忠，他就是南京人，这些外省籍的同学，对从河南来的青年，几乎不约而同的有一个最大的惊讶，即令是中学生或大学生，也都是满口脏话。脏话是一个野蛮族群感情上最粗糙、最原始的发泄，河南处于中原地带，将近一千年以来，水力被破坏，居民被屠杀，终于成为一片荒芜，小民除了穷困，还是穷困，仅比陕北、甘肃、贵州稍好一些，没有多余的钱或多余的知识，使孩子接受教育，所以脏话成为每个人的口头禅。使我们在那些文明程度较高的他省同学——像来自安徽、浙江、湖北、四川的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一个安徽同学曾经向我质疑说：“你们河南人这么样粗野，怎么交女朋友？” 　　“女朋友？什么是女朋友？” 　　我自从第一次轰轰烈烈恋爱之后，再没想过这个名词，但是，现在开始想到了。于是，我就尽量的使自己变得文明，不过进步很慢，因为没有人教我。 　　“战干团”是国民政府为阻截风起云涌奔向陕北的青年潮，所设立的收容机构，思想教育是它最主要的课程。其中有一个课目为“领袖言行”，一个教官在讲起领袖的英明时，声称：“全国军队，以团为单位的动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行军、驻扎，什么时候在那个地方作战，领袖都了如指掌。” 　　从同学们脸上的表情，可以读出来那种对领袖的忠心尊敬。我最光荣的一次任务是，蒋中正到“战干团”训话，真是震天动地。十三队被派出当仪队，而我以第一排（区队）第一班（分队）排头的资格，昂然的站在营房大门的内侧，使我第一次看到最高领袖的威严。整个左旗营房，鸦雀无声，两千多人的学生总队，像豆腐干一样的排在演讲台前，即令一根针掉在地上，也可以听得见。正当大家紧张得要崩溃的时候，营门传来三番接官号，一两位少将级的官员轻轻的从营门跑进，站在仪队旁边。剎那间，三番接官号停止，阅兵号起奏，更是一种令人沸腾的军乐，一个平常只能看到相片的大人物突然出现，后边跟着一群随从。蒋中正穿着全副军服，缓缓的走到仪队面前，仪队向他敬礼，他举起戴白手套的手，向举枪致敬的仪队还礼。 　　我既兴奋又紧张，第一个想到的是，有一天回到辉县，可以向乡亲们夸口：我见过领袖。大概是兴奋紧张得过了头，我竟忘了举枪。蒋中正当然不可能发现这种错误，但专门发现别人错误的人可太多了，李龄就是其中一个，检阅结束后，李龄认为我故意的侮辱最高领袖，要把我送军法审判。没人相信那时候的青年子弟兵会侮辱领袖，所以李龄的苦心没有实现，而我在关了三天禁闭后，憔悴不堪的被释放出来。大家对我那种乡巴佬的紧张，引为笑柄。 　　这时候，日本已开始轰炸武汉，空袭警报后，“战干团”同学每次都疏散到左旗营房正对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蛇山。我们听到谣言说，从日本被击落的飞行员尸体上，搜出作战地图，发现蛇山一带红点最多。可是看不到团部有什么新的指示，不但没有新的指示，反而仍命我们一大早就起来爬上蛇山，躲避预期的空袭。 　　一天上午，空袭警报响起，大家奔向蛇山，不久即听到紧急警报，我和几位同学趴在地上，抬头望向天空，隐约的听到飞机逼近的声音，就在半空中，“呼！呼！呼！”稳定而沉重，从南向北移动，霎时间，大地如死。我看到九架轰炸机，在我头顶正前面的上方出现，那是最危险的角度，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忽然，几乎像是从地面拔起东西一样，原来高射炮开始反击，日本飞机附近布满片片炮弹爆炸的白烟。那九架飞机，像一个整体一样，稍微向上一扬，仍继续前飞，就在飞机的机腹下，突然出现几十个黑点，顺着飞行方向的带动，蛇山正是它的目标。一种“沙——沙——”，炸弹摩擦空气发出的啸声，把整个蛇山罩住。接着是眼前一黑，大地再度震动。我用标准的伏地姿势，双手抱着后脑，恨不得把自己的头压进地球。然而我的身子反被弹起来，跌下去，弹起来，再跌下去，只听到一片号叫。大概只有十秒钟，日本飞机从头上飞过去，可是蛇山已过了好几个世纪。我们上山时是排队而来，下山时则零零落落，像一群溃败的散兵游勇。我抓住水壶，正要喝水的时候，忽然发现我抓的是一个人的右手，我大叫：“队长！队长！” 　　接着是扔下那只被炸掉的手，就往下爬，被一个满是血的尸体撞倒，我站起来再跑，看到一条腿就挂在左旗营房的电线上。从此，学生们都吓破了胆。 　　不久后，有一天，天色阴森，不知道是那一个大官莅临，全体学生集中广场，听候训话。训话还没有开始，大官还没露面，警报已发出凄厉的长号，声音令人发抖。全体同学竟然一哄而散，跑上街头，跑向田野。队长的叱喝怒骂，甚至恐吓要把我们枪毙，都阻挡不住。我和几个人一直跑到一个矮堤的旁边趴下来，我害怕得不得了，我害怕死，其实我真正害怕的是残废。这个时候，我最大的希望是有一个钢盔。我对我的害怕不觉得惭愧，但我对于自己像大家一般的四下逃命，却非常惭愧，责备自己不配作一个革命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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