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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之“抹黑”与“搽粉”

　　⊙执笔者张绍迁先生。
　　⊙文载一九八五年四月三日至九日洛杉矶《论坛报》。

　　几个月前，柏杨先生在爱荷华州以“丑陋的中国人”为题，发表演讲，在美国华人社会中，引起了不小的震撼，到现在仍余波荡漾。两个月来的《论坛报》上，几乎每期都有一两篇讨论柏杨及“丑陋”的文字。最近一期上，又读到刘前敏先生《中国文化不容抹黑》一文，除了指责柏杨故意丑化中国文化外，还对国人诸般缺点，提供了很多解释和借口。

　　刘先生的大作相当长，足见他很费了一番功夫思索中国文化问题，也处处显示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刘先生的研究精神和爱心，很令我佩服。不过他的很多论点，都不是本人所能接受的，现在谨讨论如次：

　　一、刘先生说中国人应先“贫而无谄”，至于“富而无骄”并非当今急务。

　　愚见以为这两种心态有极大的因果关系，倘若有钱有权的人气焰高张，爱人奉承，那么包围他的人，一定都是谄媚专家（也就是柏杨说的“摇尾系统”）。唯有位尊多金之士先懂得尊重朋友，穷朋友才能“无谄”得起。

　　二、刘先生说英国在牛顿时代人才辈出，现在则了无生气。

　　为了看看英国到底“风烛残年”到什么程度，随手翻一下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八四年诺贝尔奖得主名单（一九六〇年前，大英帝国风华仍盛，得奖率高不在话下），发现过去二十五年中，总共有一百五十三人得到科学奖（物理、化学、生理及医学三项），其中英国人占了二十五位半（一九七五年化学奖得主John　Cornforth是奥地利籍，但始终在英国做研究，所以一半荣誉归英国。历年来华裔得物理奖的三位，因为既是美籍，又在美国做研究，名单中已不提他们的中国祖籍矣。）刚好是六分之一，得奖率仅次于美国。诚然，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已失去始自牛顿时代的科技前导的地位，但若说她已到了“了无生气”的地步，未免夸大其辞。

　　三、刘先生说中国人活动范围局限亚洲一隅，对文化发展不利。

　　这种说法真有趣，难道在大量殖民新大陆以前的西洋人活动范围，便不局限欧洲一隅？中国一国的土地人口，都可与全欧洲相颉颃。兼之中国历史上有一半时间是大一统局面（不像欧洲中古以后小国林立，国与国之间有语言、文化、政治、宗教等种种隔阂），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该更容易才是。但为何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主宪政、产业革命，统统在欧洲一隅产生？

　　愚见以为，中国文化与工艺，到了宋代，便滞留不前，是由于思想受到理学的束缚。本来自汉代以降，儒学定于一尊，对学术思想自由，已有极大妨碍。宋代的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师，再将儒家范围缩小，认为每个人，至少是每个读书人，都应终身无旁骛，学做圣人。等到理学成为儒学的主流，中国文化中的灵性，遂受了无情的摧残。同时士大夫们为了巩固自身权位，用自由心证划分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把专业人才（工）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压到最低。工艺上的发明，往往被认为是“争淫斗巧”“雕虫小技”，很少得到应有的报偿。在那种社会心态下，才能高的人都想做官，等而下之的才去经营工商。社会如此轻工轻商，何敢盼望科技、工艺有所突破？其实南宋时，中国已粗具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倘若当时学术自由、政府奖励工商，产业革命或可能先在中国发生。

　　四、刘先生问：“地处喜马拉雅山麓的不丹，能像台湾那样发展工商业吗？”

　　我的回答是：“事在人为！”君不见阿尔卑斯山麓的瑞士，国土小于不丹。她不但发展了工商业，还能在多种行业中，执世界之牛耳。按照刘先生的地缘理论，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埃及诸国均处水陆交通要冲，工商业应该更繁荣才是，为何她们反比不上内陆山国瑞士，和真正地处欧洲一隅的挪威和瑞典？

　　五、刘先生认为中国改变国体、政体和经济政策，均轻易完成，可证明中国人对外来思想排斥力弱。

　　请教刘先生，前述的种种改变，是否经过中国人民全民投票通过，或者由真正民选产生的国会，经合法程序通过？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刘先生的论点才站得住。如果这些改变只凭当权者一纸法令，或由御用国会以“橡皮图章”式通过，那只能证明中国缺少民权。统治者用枪杆取得政权后，选任何政体、行任何政策均可，不必考虑人民是否同意。

　　“文化大革命”虽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为口号，但它竟然被发动的本身事实，却更可说明中国传统独裁政治的本质，和中国人“勇于私斗、窝里反”的习性。因此我仍认为：“文化大革命”乃是不折不扣“酱缸文化”的产物，它绝不会发生在重视人权的民主国家。

　　六、刘先生说，中国人说话嗓门大是因为汉语异声的音不够，必须靠打手势兼大声叫才能表达意思。

　　刘先生的话若是对的，我们真不敢想象中国人怎样通电话？在不能打手势的情形下，要用多大的声音才能使对方听明白？读者们不妨马上与亲友通个电话，若不须大声也能沟通的话，刘先生的理论便缺少说服性。

　　愚见以为中国人缺少会议程序训练，不懂得尊重别人发言，往往不等对方讲完，便开始反驳他的论点。这种中途打断别人的现象，在一般社交谈话中也经常发生。由于大家争着发言，所以才必须大嗓门。

　　七、刘先生花了很大篇幅，想说明中国交通乱是因为中国人在练车场上学驾驶，不及美国人在马路上学来得实际有效。因此中国人虽考到执照，仍将马路当成练车场，开车横冲直撞。

　　我虽对台湾练车场教学情形不甚了解，但想象中练车时用喇叭的机会不多，也不会遇到斑马线不让行人（否则大概通不过执照考试）。可以一上了马路便猛揿喇叭，而不尊重斑马线？愿刘先生有以教我。

　　以上是个人对刘先生大作的几点读后感，刘先生说柏杨在抹黑中国文化，我则认为刘先生在替中国文化的污点搽粉。不过无论是强调我们文化的缺点，或是替它文过饰非，我都相信作者的动机是纯正的。因此对刘先生说柏杨谄外这一点，认为不但有伤忠厚，而且不合逻辑。柏杨若是谄媚之辈，他谄媚的对象也应是国民党，而非洋大人。以柏杨之才和其与救国团的渊源（他曾担任救国团旗下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若肯稍稍奉承当局，可能早已成政坛红人矣。柏杨却宁可写以抨击时弊的杂文为生，以至触怒国民党，身系囹圄九载。有如此情操的人，也许会骄傲，但相信绝不会谄媚，不知刘先生以为 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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