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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不容抹黑(2)

至于中国人对人类文化很少贡献的问题，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人类文化的传播，信息事业首当其冲。而古代的讯息全赖人力，经由水、陆交通相互沟通，因此地理因素对古代文明的开发、传播，乃起着关键作用，（现代又何尝不一样，试问地处喜玛拉雅山麓的不丹小国，能像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那样发展工商业吗？）中国地处东亚大陆，西边大漠绵亘，和西方交通路途，既遥远又险阻；这种地理上的不利条件，把中国人的活动范围，局限于亚洲一隅。数千年来，中国人凡事自力更生，在缺乏与外界接触的环境里，成了孤独零仃的文化单干户。西方世界就大大地不同了，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数千年来相互交流，沟通有无，集思广益的结果，文化得以一再突破，终有今天的成就。如果我们假定自古以来东西双方阻碍文化传播的地理因素不存在，或者假设中国自古即是一个欧陆国家，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人对人类文化会有极多、极重大的贡献。两千年来中国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对当时罗马、希腊的奴隶社会的解放，肯定会发生积极的影响；而中国人在秦始皇废除封建制度以后，发展出来的一套平民参政的政治制度，也必会摧醒沉酣封建政治的中古世纪的欧洲。还有中国人的各种伟大发明如印刷术，也会提早五百年左右在欧洲大派用场，因此二十世纪的今日世界，也绝不仅仅是目前这个样子而已。 　　中国人的文化发展到某一个顶峰，未再继续突破，更上层楼，上面已经说过，主要原因是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吃了文化单干的大亏。然而，中国人可不是故步自封的民族，事实上，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对于外来思想、文化、排拒力最为脆弱的民族。一百年来，发生在中国一连串的历史事件，皆充满着戏剧性——源远流长的数千年帝制传统，于七十年前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就于焉废除了；孔夫子两千年来深植人心的至尊地位，经不起五四运动一群青年学子的吶喊，倏忽之间给推倒了；源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也在五四之后，一经提倡，立刻风靡全国，成为知识分子的显学；等到中日战争结束，仅仅四年内战，国府退守台湾，中国大陆成了共产主义国家；经过三十四年的共产主义实践，十亿人口的中国又再向世人严肃宣布：马克思主义不能解释中国的所有问题。中国人敢作、敢为、敢变，中国人弄得今天这个地步，不是因为死抱这个“酱缸”不放，而是把这口“酱缸”砸碎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完全否定传统文化价值的背景下，所结出来的苦果。 　　柏杨说，中国人脏是中国人丑陋的特征之一，并且说中国的脏：“比起印度人或许好一点”。笔者觉得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会同意柏杨的看法。以东方的亚洲来作比较，日本人的清洁程度堪称世界级，中华民国的台湾情况则较差，而印度最糟。数年前，美国总统卡特访问印度，在美国的晚间电视新闻映出的国宴席上，可以看到卡特身后一印度侍者手持苍蝇拍，为这位贵宾拍打苍蝇的镜头。如果以经济条件作比较，日本是世界级，台湾则较差，印度最落后。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各地区的人民卫生状况，和经济条件之间，有着对应关系。洛杉矶有两个中国城，一个在洛杉矶市中心（大城的市中心都趋向脏乱），一个在蒙特利公园市。蒙市的中国城够得上整洁标准，洛市的中国城则较差。两个地方开店做生意的都是中国人，他们的差别仅仅在于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有所不同而已。 　　中国人谈天说地时嗓门宏大，这种语言方面的不寻常，免不了又给柏杨扫进了中国人的丑陋特征里。他说：“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梁实秋在《雅舍小品》中谈到中国人说话声音大，可能与早期之农业社会有关，早晨在田野中相遇，老远就大声问好。也有人认为中国人说话声音，可能与音调有关。例如苏州人吴侬软语，音调特低，就是在吵架时，声音也大不起来。笔者觉得中国文字，一个字一个音，同音字太多，而且每个音又有平上去入四声的区别，说话时音量不够，听力就会发生困难；尤其在说话快速的时候，除了大嗓门外，别无其他良方。当我们到电影院观赏国语影片时，都会有这种经验，如果片子不借助于中文字幕，对白往往听不清楚。在文法上，中文也是与众不同，中文没有像英文的假设语气，这也使得中国人常常要借助手势和嗓门的抑扬顿挫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说中国话要想把嗓门压低，唯一的方法就是慢吞吞地讲，把每一个字的发音尽量拉长，保证对方可以听得明白。依笔者看，中国人的大嗓门是无药可医的。既然无药可医，干脆就把这“声若洪钟”的说话德性，当作我们中国人的国粹，不亦宜乎！ 　　台湾交通之乱是大家亲身经历、有目共睹的事实。看看凡事以丑陋为出发点的柏杨如何把它归罪于中国的文化。柏杨说：“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致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枯死。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专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 　　关于台湾交通安全问题，笔者思索多年，愿将心得中之一二，就正于关心此方面的社会大众。台湾的交通秩序每年都有进步，笔者认为最大原因是拥有机动车辆的人愈来愈多，街道上有了这么多的交通工具在流动，自然而然地在驾驶者心理上，形成一种压力，逼使驾车的人非遵守交通规则不可，亦就是产生了所谓“生活即教育”的效果。在美国除了一般汽车驾驶员外，我们还偶尔听到所谓的自卫驾驶员。自卫驾驶员除了是一个标准的普通驾驶员外，还有两个条件必不能少，一是不坚持先行权；二是对于别人的冒犯，要有无故加之而不怒的雅量。台湾一般驾驶人或多或少都具备这一、二两个条件，但本身却又不是一个标准的普通驾驶员。这种驾车特性，乃造成台湾交通大乱中有不乱，不乱中又有大乱的奇异现状。 　　为什么中国人开车和美国人开车如此不同呢？如果我们从太平洋两岸的驾驶执照考试方面单刀直入，或不难看出端倪。美国人学驾车是在马路上练习，从一开始就要实地学习遵守交通规则和交通安全。执照考试时，亦是在马路上进行。路考除了方向盘操作、煞车的运用外，还包括行车速度、前后车距离、十字路口通过、左右转线道选取、换线、先行权的遵守等等。待考得执照，在考者心里也同时建立了一个汽车驾驶的标准范式，就是以后用来作为实际驾驶的依据。有的时候实际驾驶和路考驾驶情况不尽相同，譬如上下班汽车流量密集时候，驾驶者就无法按照路考时所要求的那样，一板一眼地驾驶，否则就到达不了目的地；处此情况，驾驶者乃以路考时在心中建立的那个驾驶范式，视需要而作某种变通，这样灵活运用的结果，交通乃得以安全畅通。 　　台湾可就不是这样，在台湾学习驾车，是在驾车学校固定的场地上练车，练车的人只学习打方向盘、踩煞车和控制油门的动作。至于路试考执照，也仅仅在监理所的电动考场测试方向盘、加油门、踩煞车等操作技术。这种教车、路考方式，就好像小学低年级学生学习算术，只知道数字方面的加、减、乘、除，而不知道如何去做算术应用题。路考通过，所得的一张执照，与其说是驾驶执照，倒不如说是操作执照来得恰当。及至开上大街，心胸之中根本没有一个驾驶范式，横冲直撞，有如一个没规矩的野人。在台湾，绝大多数开了十年、几十年的汽车老手，藏在心中的驾驶范式，都不是标准的，而且是随时可以变型的。笔者笑称这种驾车范式为橡皮模式。所以说，台湾的交通问题归根究底不是人的问题，更不是什么文化的问题，而是政策问题。由于政策不对头，以致政府当局对交通秩序的改进，成效不 著。 　　写到这里，令人想起被苏俄放逐来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忍尼辛，数年前发生的一段往事。索氏在一次庆典活动中，应邀发表演说。人们原先期待他会有一篇精采的有关自由、人权之类的演说，孰料他将他的话锋，转向批评美国的经济制度。他攻击美国商人丧尽天良，为了赚取蝇利，不惜把有害人体的防腐剂加进食品之中。 　　演说甫毕，回响立刻传来，美国发行额最大的《纽约时报》，撰文还以颜色。《纽约时报》说，虽然索氏在苏俄为一己之信念不屈不挠，历尽苦难，令人佩服，但不能因此就取得随意批评美国社会的权利。从此以后，未再听闻索氏有类似的演说发表。可能是他噤若寒蝉，也可能不再有人请他演讲了。 　　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度里，信口说话、出口伤人的事，政府、法律对之奈何不得，但是权威报纸的裁制力量，往往令人吃不完兜着走。我们中国人还没有这样一份权威报纸，但我们有舆论，愿有良心的中国人站出来，为我们中国人、中国文化，说几句公道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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