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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病征——酱缸(2)

　　《死不认错集》（《猛撞酱缸集》）中说：

　　有人以为，中国人自己不争气，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不但不责备自己，反而穷气乱生，怪老祖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使我们现在受罪。如果能打下钢铁江山，教我们安坐享福就好啦。对于这种说法，柏杨先生的答复是：“这就跟父子一样，当孩子的结结实实，聪明伶俐，又上过大学堂，然而却把日子过垮，当然不能责备他的父亲，而只能怪他自己不争气。可是，如果他一生下来就被淋菌弄瞎了眼，就遗传了羊痫风，就遗传了色盲，而又是个白痴，则他到了后来，沿街敲砖，乞讨为生，他的责任就太小。他如果指责他爹不该染一身梅毒，指责他娘不该不把淋病治好，我们能忍心教他闭嘴乎哉？”

　　柏杨所列举的酱缸产品，当然不一定完全都对，但至少有一部份是对的。还是一句老话，希望读者中的有心人士，切实地反省一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则中华民族幸甚！

　　柏杨的文章，一向是脉络分明，可惜其在叙述酱缸产品时，行文相当凌乱，有时一扯，离开原题到十万八千里之外，然后嗖的一声，一个觔斗云翻了回来，过了一会儿，又是一个觔斗翻走。下面的介绍，是经过笔者的一番整理，以求不违背其原意为原则，请细心的读者勿逐字逐句与原文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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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缸产品之一，是对权势的崇拜狂。

　　在古代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当然是皇帝。伦理观念对皇帝概不适用，皇帝所有的旁系尊亲属，在皇帝面前只不过是“臣”是“奴才”而已（假如皇帝是过继来的，那么即使是自己的亲爹娘也不例外）。这种逆伦灭性（官性大于人性）的畸形道德，不但无人反对，反而认为天经地义。在宫廷生活的荒淫方面，洋皇帝更是望尘莫及。唐代的“后宫佳丽三千人”，固无论矣，即使在周王朝时，天子也可以合法的拥有一百二十一个太太。夫《礼记》中的《内则》，更为天子苦心孤诣地排好颠鸾倒凤的日程，使这一百多位妻子，可以雨露均沾，不至争风吃醋。所有圣人，对这些不但不予反对，反而化“淫棍”为天子圣明，化“杂交乱交”为正式的国家法制和社会规范。因此，柏杨认为：圣人不仅是帮凶，简直是正凶，跟有权的大淫棍们是共犯。盖权力好比汽油，圣人不但不设法防止它燃烧，反而抢着点火，怎不一发难收？柏杨认为，洋皇帝的权力，一直受到知识分子的约束，但中国圣人为当权派发明畸形哲学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原来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全是来自大淫棍的赏赐，无怪乎大嫖客想干啥就干啥，有了圣人发明的“理论”基础，这种乱搞是既合法又合理，既顺天又应人。

　　以权势崇拜为基石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爱”的感情。所谓“仁”也者，似乎只能在书本上找，很难在行为上找。而且“仁”似乎并不是平等互惠性的。

　　对权势绝对崇拜的结果，缺乏敢想、敢讲、敢做的灵性，一定产生奴才政治和畸形道德。没有是非标准，只有和是非根本不相干的功利标准。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大家都削尖了头，拚命往官场里去钻，只要给我官做，教我干啥都成。像陶渊明之不为五斗米折腰，能有几人？“十年辛苦”，不是为了研究发明，不是为了著书立说，也不是为了奔走革命，而只是为了“一日成名”，“成名”者，有官做之谓。

　　古往今来，做官之所以把人吸引得如痴如狂，原因有四：

　　一、有权在手，可以某种程度（视官之大小而定）地为所欲为。
　　二、受人崇拜。
　　三、学问变大。（洋人知识即权力，中国权力即知识。）
　　四、财产增多。洋人以经商为致富之源，中国人重士轻商，且受孟老夫子“何必曰利”的影响，所以口不言利，但心里却想利，想得要死要活，乃以做官搜括为致富之源。昔南宋大盗郑众受招安后为官，同僚鄙之，郑众有诗曰：“各位做官又做贼，郑众做贼才做官”，可谓一语道破。

　　在权势崇拜狂之下，不要说政治场合、学术场合，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也变了质：变得近视，变得势利。

　　有人认为：中国人虽缺乏公德心，但富有人情味。其实所谓人情味也者，还是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而又少。留美“学人”短期（请注意“短期”二字）“访”台，恨不得每天有四十八小时参加应酬，“学人”“返”美后，都是“人情味”的见证人。但笔者一位在台的世伯，在股票上栽了觔斗，一生积蓄付诸东流，于是旧日好友对其都敬而远之，在街上遇到时，佯为不见，想打小麻将消遣，都找不到一个搭子（怕他输了付不出钱），人情味者，当如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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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缸产品之二，是自私与不合作。

　　儒家在原则上只提倡个体主义而不提倡群体主义。儒家的最高理想境界，似乎只有两项：一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地方走去。另一是“行仁政”，求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在压迫小民时压得稍轻一点。

　　在这里抄几段儒家的经典，说明其“明哲保身”哲学：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关于行仁政：皇帝假如偏偏不行仁政而行暴政，那又怎么办呢？儒家似乎并无有效的对策，唯一的对策只有“进谏”，进谏而又不被采纳，那就只有“邦无道则隐”之一途了。

　　自私之心，在私有制社会中，未可厚非。但自私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儒家的思想既自私而又不肯冒任何风险，就一定变成社会进步的反动力！

　　柏杨认为：在现代中国，自私观念又更进一步：一个计划也好，一个决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参与其事的朋友，第一个念头似乎都是：“俺可以在里面捞到多少好处？”“俺可以少负多少责任？”大家都在这上面兜圈子，国家还有什么前途？

　　一部二十五史，便是一部官挤官史，和官斗官史（皇帝当然是官中之最大者）。不是你挤我，就是我挤你，不是你斗我，就是我斗你！除了动刀动枪，还动谗动谄。刀枪固然可怕，谗谄尤其难防。中国人最大的悲哀，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用到窝里斗上。

　　窝里斗的劣根性，是不合作最主要的原因。此外，弱者“明哲保身”，强者“定于一”，这两种不同的思想，也构成一个不能合作的习惯反应。所谓“强者”是指不安份的人，不怕铤而走险的人，也是“打天下”的人；所谓“定于一”，是指一种独断独行的气质：“凡是有老子在场的地方，一切都得听老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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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缸产品之三，是淡漠、冷酷、猜忌、残忍。

　　在朱秀娟女士的大着《纽约见闻》中有一段，大意是：朱女士初到纽约，偕夫逛街，遇一黑发黄肤之陌生人士，有“他乡遇故知”之喜，乃赶紧热情招呼，该黄肤人士竟视若无睹，擦肩而过。朱女士未免下不了台，乃自我安慰曰：“他一定是日本人。”十几分钟后，在地下电车中，又遇见该黄肤人士，正埋首读武侠小说哩。朱女士又自我安慰：“他一定以为我是日本人。”朱女士写来轻松，但读了以后，心情沉重。柏杨所称“淡漠、冷酷”，其此之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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