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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病征——酱缸(1)

⊙执笔者姚立民先生。 　　⊙文载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香港《七十年代》杂志。 　　凡是关心祖国前途的中国人，都可能会想到一个根本上的问题：中国（自一八四二年至一九四九年）何以如此之弱？美日何以如此之强？ 　　中国面积广大（仅次于苏联，居世界第二位），人口众多（居世界第一位），资源相当丰富，再加上有些人自豪的五千年悠久的文化，照理说，应该是世界上一等一的强国才对，可是事实不然！自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相继入侵，割地赔款，不一而足，差一点便被瓜分。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开始了保卫国土的对日圣战，日本军阀在中国奸淫杀掠，已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八年抗战，我国军民同胞被日本人杀害的，在千万人以上，财产的损失，更是天文数字。翻遍中外古今历史，一个国家遭遇的悲惨的命运，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那样，实在是绝无仅有。世界文明古国，若埃及焉，只不过曾经成为大英帝国一个国家的殖民地；即使数十年前的非洲黑暗大陆，各帝国主义者在划定了地界之后，不过只受一个殖民主子的压迫而已。不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殖民主子是多头的，任何一个帝国主义者，都可以插上一腿来咬中国一口，日俄两帝国主义者为了争夺在华的殖民权益，还在中国领土上打了一仗，此孙中山先生之所以慨然地称中国为次殖民地！ 　　简单地叙述了近百年来中国的惨状以后，再来看一个强烈的对比：美国立国不及两百年，其文化之“悠久性”，实在无法与中华文化同日而语，但目前美国是世界上的一等强国。有人说，美国的资源太丰富了，咱们实则比不上。好，就不比美国，比比日本总可以吧。日本的土地、人口和资源，有哪一点比得上中国？而且日本文化也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延伸。一直到一八六七年，明治天皇即位，来个明治维新，才有了划时代的改变。四十年之内，国势大振，一战而击败中国，再战而击败帝俄，俨然是世界上一大强国（笔者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是一回事，但承认日本富强，虚心检讨其所以富强之原因，又是一回事）。 　　看看美日之强，再看看中国之弱，有心人一定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可能的答案只有两个：第一可能的答案是：中国人的智力不行；第二可能的答案是：中国传统文化有问题。 　　关于第一可能，又有两方面不同的解释：第一个解释是：中国人的智力根本不行，也许较过去的匈奴、突厥，和现在的（并不指未来的）非洲黑人为优，但显然地比美英德法俄日等国人民为劣。第二个解释是：中国人祖先的智力很行，所以才有汉唐盛世；但不幸的是，智力逐代递减，一代不如一代，再过几百年，恐怕就要成为白痴民族了。 　　假如真的是智力不行的话，那么中国人只有认了，谁教我们自己不争气呢？根据“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公理，做个“次次次殖民地”也是应该的。反过来说，假如不是智力有问题，而是文化有问题，那么我们的前途还大有可为，不过我们要切实地自我反省，勇敢地丢掉包袱才行！ 　　以上所述的第一个可能（智力有问题），只不过是理论上的可能，事实上并不存在。因为，没有一个中国人承认我们中华民族的智力是低下的。这不是感情上的、打肿脸充胖子式的不承认，而是理智上的、铁证如山的不承认。这些如山的铁证是什么呢？要言之有二项：·东南亚华裔人士对当地经济开发的贡献；·留美华人在学术上的成就。即使是具有优越感的白种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华民族个人智慧之高。只是他们认为：中国人不团结、不合作，自己人斗得太凶，团体的力量发挥不出来而已。 　　柏杨在《死不认错集》（《猛撞酱缸集》）中有个极好的阐释： 　　某人请教一位高僧，问他的前生和来世。高僧答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柏杨乃叹曰：这四句名言，使我们想到五千年传统文化。这文化是好是坏，用不着把头钻到故纸堆里研究，只要睁开眼睛看看今天我们受的是啥罪，就应该明白。而我们将来能不能复兴，也用不着看李淳风的《推背图》，和刘伯温的《烧饼歌》，只看看我们现在作的是啥事，也就应该明白。 　　问题是提出来了，初步的答案——文化有问题——也有了，接下去便是从事进一步的分析。 　　对柏杨极为钦佩的孙观汉先生，在其《环境与地气》一文中提到： 　　中国不能建设一个健乐国家的原因，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问题。用种田人的言语来说，问题不在“种子”，而在“地气”。对植物而言，地气是指土壤、水份、空气、阳光等；对一个民族讲，地气就是环境，包括人性的习俗。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良好的种植出品是一个事实，如果原因不在种子，那么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地气或环境中，至少有一部份不适宜于种子的生长……我已开始相信，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和习俗中，除了好的一部份以外，有一部份是坏的。这坏的一部份，就是使一粒良好种子不能生长的地气。这部份巨大和丑恶的文化和习俗，就是柏杨先生简称和总称的“酱缸”。 　　笔者以为：鲁迅先生所创造的“阿Q”，李宗吾先生所创造的“厚黑”，以及柏杨先生所创造的“酱缸”，都是至理存焉，鼎足而三。 　　要言之，“阿Q”是揭露中国人的“人性”，“厚黑”是揭露中国人的“官性”，“酱缸”似乎是集上二者之大成；为什么会有“阿Q”？因为有“酱缸”；为什么“厚黑”横行，不可一世？也因为有“酱缸”。 　　“酱缸”究竟是啥？其成份又是啥？柏杨的定义（见《死不认错集》【《猛撞酱缸集》】）是：“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浑沌社会也，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斲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浑沌社会。”柏杨接着又说：“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应是构成酱缸的主要成份，因为这些成份，自然会呈现出来几种现象，曰‘对权势的崇拜狂’，曰‘牢不可破的自私’，曰‘文字诈欺’，曰‘对殭尸的迷恋’，曰‘不合作’，曰‘淡漠冷酷猜忌残忍’，曰‘虚骄恍惚’”。 　　在介绍“酱缸产品”之前，笔者趁着这个空档，还要说几句话。因为开始介绍以后，便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再想中途插队，一定插不进去。 　　有些爱国之士认为：中国需要富强，无人可以否认。如何谋求富强，才是当务之急。尽量揭老祖宗的疮疤干么？拚命骂老祖宗又有啥用处？难道说，把老祖宗骂得痛快淋漓之后，国家就富强得起来了吗？ 　　笔者认为，话可不是这么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病”的民族，年代愈久，“病”也愈深。这个“病”，起因于汉武帝之独崇儒术，加上后来几位蒙古大夫（如科举，如宋明理学）一搞，更把中华民族搞得灵性全失，一息奄奄。以前的对手们如匈奴、突厥、契丹、西夏，实在是文化基础太差，无法与我们抗衡，即使是后来的蒙古和满清，也只是在武力上征服我们，在文化上却被我们征服。这些文化上所历经的“顺境”，使我们虽患病而一直不能自知。直到清代对西方门户开放以后，我们所遭遇的对手，和从前的大不相同，才病态毕露，一发而不可收拾！ 　　一个有“病”的民族，正如同一个有病的个人，不先把病治好，一切无从谈起。若民主，若科学，实天下至补之药，但对一个患严重肠胃病的人来说，补药有什么用？欲治病必须先探求病源，病人既不能讳疾忌医，也不能畏痛忌割；在必要时，断臂锯腿，毅然为之；割胃换肾，在所不惜。必须具备如此之勇气，始有起死回生之可能，此虚心检讨传统文化病征之所以重要。 　　中华民族的这个“病”，究竟是啥？鲁迅、李宗吾、柏杨等，已先后摘要指出；至于“药方”究竟要怎样开？这个问题更大了。鲁、李、柏三位，似乎都没有为我们开出可以药到病除的处方；想来想去，觉得这几位先生的言外之意，似乎可供吾人参考。这“言外之意”是：把病征一一指出，把病源一一列出，然后，每一个有心的中国人，对着这些病征，时时自我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假如这种有心人愈来愈多，大家“改之”和“加勉”的劲儿愈来愈大，那么，不出几年，中华民族这个老病，便可以不药而愈了。这也许又牵涉到“知易行难”或“知难行易”的问题，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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