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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病征——酱缸(3)

　　在美国，后来的犹太人有先来的犹太人照顾；在巴西，后来的日本人有先来的日本人照顾；只有在海外的中国同胞，只好一个人乱闯，最多只能找找私人关系，但永远找不到民族感情。

　　在台湾的中央、省县、乡镇大小衙门，大多数办事人员都是一副晚娘面孔（柏杨曾以台湾银行、公路局监理所、区公所为例来说明），这些大小官僚姑且不去说它；最令人不解的是：商店需要和气生财，以服务顾客为第一要义，可是很多大公司的男女店员，却都是一副晚娘面孔，对顾客没有一丝笑容，没有一点耐心，对我们这个口头上高喊的“礼义之邦”，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所以柏杨建议：我们最好不喊；即使忍不住要喊的话，那就老老实实把我们喊成“书上的礼义之邦”。

　　因为处处是淡漠、冷酷，用正常的脚步，寸步难行，特权现象乃油然而生。举例来说，拿份户口誊本要等一个星期，有了天大的急事，再哀求他也没有用，或者是要买张车票，急如星火，偏偏卖票员说，几天后的快车票都卖光了。当此时也，最好的办法，便是找一张特权阶级的名片，或者是找一位在“里面”做事的朋友，关照一下，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户口誊本可以在十分钟之内拿到，下个钟头的特快车票，也会马上含笑送来。

　　谈到猜忌，这跟官的大小成正比。柏杨曾在《闻过则怒集》（《不学有术集》）中指出：

　　历代忠臣良将的下场，多数惨不忍睹。举其较为大家所熟悉的，计有赵之李牧，秦之蒙恬，前汉之韩信、周亚夫、李广，后汉之窦宪，唐之侯君集、高仙芝，宋之杨业、岳飞，明之徐达、于谦、熊廷弼、袁崇焕。那些混账皇帝总是代敌人报仇，令人浩叹！皇帝之所以如此，全是猜忌心作怪。大好的精力，除了用在女人的身上外，剩下来的全用来杀人才、防反叛，别的啥都不谈。皇帝猜忌臣下，官员猜忌同僚，小民猜忌朋友，上下交猜忌，而国危矣！

　　说到残忍，柏杨更是慨乎言之。他提到宦官，提到女人缠足。中国人居然会想出这种残忍的玩意儿，真是中国人的莫大耻辱！更严重的是：

　　圣崽们平时板起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仁义道德，要求小民应该做这这这，不应该做那那那，但对于最不应该的割男子之阳、缠女子之足，以及幽禁女子之青春（皇帝后宫三千人，大官儿姬妾如云），却缩起头来不敢挺身说话。对于宦官、宫女、姬妾不但不敢说话，也许还认为是理所当然，这又牵涉到权势崇拜狂问题。对于女子缠足，不但不予反对，反而表示欣赏，于是为文研究者有之，吟诗赞美者有之，此无他，以女性为男性玩物，男性牢不可破之自私心在！

　　柏杨漏掉了国人另一残忍的表现，笔者必须代为补充，那便是刑求（俗称屈打成招，台湾则习称“修理”）。宦官制度随满清王朝之结束而结束，缠足也受新风气之影响而废止，独有“刑求”，一枝独秀，且有后来居上之势。盖现代科学进步，施行的方法也跟着进步，而且都是内伤，蒙古大夫想要验伤，都验不出来。

　　中国历史上冤狱无数。冤狱虽不一定来自刑求，但刑求则必然导致冤狱，所谓“三木（古代刑具）之下，何求不得！”古时侦查刑案，不凭推理，不凭证据，自抓人到判刑，全凭办案人和审判人的自由心证。最常见的是：抓到疑犯，送上公堂以后，先不问情由，打他（她亦然，男女一律平等）三十大板再说，算是来个下马威，假如再不招供的话，那“好戏”还在后头呢。有些被冤枉的人想，既然不幸落在这些活阎罗的手里，招供了不过一死，不招供也难逃一死，而且长痛不如短痛，与其零碎地受着活罪，不如横了心就招了罢。招供以后倒是不再受刑，只等“秋决”时喀嚓一刀而已。也有些运气好的，遇到了青天大人（如敝同乡包拯先生）来覆审，结果沉冤昭雪，重见天日（当然没有“冤狱赔偿”这回事），但青天大人毕竟是少而又少，此开封市长包拯先生之所以被小民怀念至今。

　　在台湾住过的人，大概都还记得：二十年前的八德乡灭门血案，真是轰动一时，但也构成了台湾的最大冤狱之一。正因为该案轰动一时，三作牌对上级非交账不可，于是就抓穆万森、秦同余等数人，来做代罪羔羊。结果，秦同余被“修理”过度，竟死在刑警总队的囚室。穆万森虽是人所周知的甲级流氓，但也人所周知他与八德血案无关（按：八德血案是由于前军统局特务人员的窝里反），总算他身体壮，熬过了修理，请了几位好律师，结果把冤狱平反了过来。由于牵涉到特务人员，所以八德案永远悬在那里。

　　在中国古代，比“刑求”更为残忍的，还有“满门抄斩”和“诛九族”，令人不寒而栗。幸运的是，随着专制王朝的结束，这些极不合理的“制度”，也都随风而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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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缸产品之四，是文字诈欺。

　　柏杨认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似乎只有“美”，只有“善”（也只是向权势效忠型的善），而很少“真”。

　　“真”在中国历史文件中，几乎没有地位。儒家开山老祖孔子在其大着《春秋》中，就公然提倡文字诈欺，而其信徒们则更进一步制订诈欺细节。《公羊传》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讳”者，就是文字诈欺。讳来讳去，剩下来“不讳”（也就是“真”的）部份，还能有多少？

　　关于中国正史上明目张胆的文字诈欺，柏杨曾有专书，曰《鬼话连篇集》（《乱做春梦集》）。上面所收集的，全是历代帝王（特别是开国帝王）装神弄鬼的记载，一望而知其说谎。举例言之：

　　刘邦之母因在野外与蛟龙性交而有孕，遂生刘邦。（按：此龙种也！）赵匡胤生时，室外红光四射，室内异香遍布。其所以如此说谎，原意大概是：天子之所以为天子，自有其与众不同处。尔等小民，不可生非份之想。阁下太夫人受孕之前有异征乎？曰：“无也。”阁下诞生时有异香满室乎？曰：“无也。”既然是“无也”“无也”，阁下还是安份为宜，不必梦想皇帝宝座，以免脑袋搬家、祸延九族。有时也有些聪明的军阀或流氓，知道其中奥妙，硬是说他出生时也是如此这般，那么，此公至少已具备当皇帝之必要条件。

　　更进一步分析，文字诈欺，乃是来自对权势的崇拜。所以中国历史学家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只有功利。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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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缸产品之五，是对殭尸的迷恋和肤浅虚骄。

　　对祖先的慎终追远，在本质上是充满了灵性的；但可惜变了质，变成了对殭尸的迷恋。

　　孔子是驱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结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托古改制”。“古”跟“祖先”遂化合为一，这是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最早最先的灾祸。盖外国人都是往前进一步想的，偏中国人遇事都往后退一步想。“退一步”，正是儒家那种对权势绝对驯服的明哲保身哲学。

　　对殭尸迷恋的第一个现象是：“古时候啥都有”；第二个现象更糟：“古时候啥都好”包括古人人品好，古代法令规章好，古书好，古代名词好。

　　举一个较突出的史例：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先生，算是跳出了酱缸，他说过三句冲击力很强的话：“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结果，一些对殭尸迷恋的人，群起而攻之，这股反对力量，如排山倒海而来，迫使他的变法终归失败。假如王安石变法成功，中国的历史恐怕要改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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