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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我琢磨着，不得要领。显然我的日本知识，涵盖不了这复杂的老头。我深感我只是继承了一些概念，但企图用概念的套子把这不驯老头笼住是困难的。就这样，他一直也没给我讲清——五十年前，怎么进了右翼大浪人的门坎、怎么娶了左翼女演员当妻子，怎样到了乌珠穆沁的东部、怎么给关东军当了志愿的民兵；就像他也一直没让我听懂——五十年后他怎么去了青海，怎么进了那些贫瘠小村，怎么给各族儿童分发助学金。 　　反正，蒙古劳伦斯已经变成了乡村教育家。左和右剧烈地混淆，彼此尖锐地分解又化合。我意识到：不管标签怎么剧烈变换，但那颗银发飘飘的大脑袋里，有一个什么丝毫未变。听他的口气，他不过慢悠悠接着走着那条东乌珠穆沁开始的老路。他不屑与众人共语，因为“他们没思想”。 　　没错，老头子丝毫没变。我盯着的这颗白发飘飘的脑袋里，藏着一条对中国人很陌生的思路。更有趣的是，他武断地判定我与众不同，这使我暗暗叫苦。随着交往愈多，我愈加说不清了。茉莉会不行、年轻人不行、新右派不行——难道只剩下我才算懂得他，只因我一样在“东乌珠穆沁之东”住过，像他一样在那儿“送走过青春”？ 　　宾馆房间里，乱堆乱撒着申请表和助学金发放名簿。马占海、尕才让、法土麦、王小红。我不是好奇，也许是有些难受地翻阅着那些名簿。 　　他骤然切入的，是我熟悉的世界，宛似另一个东乌珠穆沁。如果我不是对这些名簿上的小孩和他们的父母过于熟悉，如果我不是至今还和他们的父母站在一块无形的场地上，心甘情愿毁誉与共，我依然会忘掉遥远的服部老头，嘲讽地看待一个错把我当成怀旧对象的失意的日本浪人。 　　但是现在不能了，我不能回避他加于我的反省。因为他做着的一件一件，都是我正在努力做的。只是他干得更随意，更富于行动的快捷。 　　“嘿嘿，不用看，……没有用，嘿嘿，”他的表情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仿佛他认定自己的事，就是按名单发钱。现在钱已发罢，他已经休息。 　　他随手把一叠名簿扔在茶几上。“一个村子的小孩，家里都很贫穷，给谁又不给谁呢！”他自语般说。我又摸起一本，满本的一页页上，申请的助学金数额，都写着五十或者八十。望着那些法土麦和卓玛草，我茫然无语。 　　“去年您怎么没有来呢？”我问。 　　“店里不景气，钱不够。”他望着我。好像日本经济不景气的坏处，只是妨碍了他去青海。“今年，我朝姐姐借了一百万日元，说以后还她。”他自语着又呵呵笑起来，“嘿，还什么呢，她知道我任性。” 　　为他开一次例？我沉吟良久，最后犹豫地说：“也许您愿意我把您的事情，在报纸上介绍一下？” 　　没料到，老头正色道：“不！在报纸上登出来，事情就变了！我从来拒绝在那种地方……”我深深感动了。从那天晚上起，拒绝和审查结束，我在内心里把他认作了自己的朋友。 　　4 　　其实对我来说，比他交往更深的日本人很多。和别人不一样的是，他是我接触过的唯一的一个“原右翼青年”。原来的日本右翼却做着今天的中国左派从来不做的事，这怎能不逼人思考！ 　　甚至我还觉察到：在潜意识里，自己居然在等着他。 　　我有一个朋友，是在日本留学的青海籍蒙古小伙子。他曾随着服部老头，在青海家乡的农村跑过。比起我，对老头的青海行为他知道得更细致。一次我和他谈起老头，他居然说： 　　“老头是个伟大的(aγu yihu)人。” 　　我愣了一下。这样的蒙语表达，这样对一个人的评论，是非常罕见的。一般说来，aγu yihu只能用于形容领袖。 　　一年过去了，又是一年。我在偶尔想起他的时候，心头好像掠过一丝什么感觉。不过，多是一丝念想闪过心头，我没有刻意地找过他。他一直没有来，我的不安也在蓄积。终于，青海出身的蒙古小伙子学成归国了，带回了服部幸雄先生逝去的消息。 　　缘分就这么短浅。 　　他的人生和思路，至今我也没有弄清。尤其是东乌珠穆沁，虽然我知道他与我交往只是由于那一点，但在那颗银发蓬乱的大脑袋里，东乌珠穆沁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痕迹，我一直没能究明。 　　我只有他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我和他在中协宾馆的合影，另一张是那青海蒙古小伙子给我的，在青海黄河沿的恰卜恰农村，披着氆氇袍子戴着红领巾的各族小孩，密麻麻簇拥着银发飘飘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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